出尘:八国联军为何没有瓜分中国及其始末

一、教会与德皇的“老拳”
在与西方经过一系列的接触和失败后，举国上下不得不承认主权严重受损的事实。“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使在华洋人成了凌驾于中国法律和官府权威之上的太岁。

“领事裁判权”顾名思义，就是对违反了中国法律的该国公民，只能有他们的“领事”按照他们的法律来“裁判”他们。这使得遍布中国各地的外国教会都成了完全不受清廷制约的拥有自己法律的第二政府，受教会庇护的中国教民（仅山东就有3万左右），则也成了不受官府管辖的特权阶级。通常情况下，衙门也不愿轻易去招惹教民，免得多生事端。

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中国教案史》）

我们知道，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中古世纪时代教会很多时候就代表着反面，黑暗、残忍和反科学，他们有时会毫不留情除掉任何异见者，从异教徒到科学家。并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而爆发无数次的内战。总之，不同于现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时“宽容”这个概念并不很流行。而且19世纪那些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是神学素质极低的普通神职人员，并非真正为宗教献身的圣徒，而且身上带着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

极端者如伯驾牧师甚至扬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这话听起来哪点像个圣洁的信徒？其中还混进了不少阴谋家，这些人的作用近乎于间谍，完全没有宗教修养，应愧对于他们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与基督。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早于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

当然，事情是要分两面来看的，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在思维里都有一个定式，那就是看待事物，常常黑白过于分明。因为受斗争哲学影响太深的缘故，肯定的，就极力肯定，完全肯定；反之，则彻底否定，批倒批臭。所以，如果就此彻底否定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传教士和教会也不公平。

在那个极权专制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和官府衙门向来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惯了，从未碰过钉子，但自从教会出现以后，这种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极权权威被打破，这对一向视封建王权为神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不可否认，教会当时在中国也起了很多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包括对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占大部分的是像伯驾及安治泰那样亵渎神明的欺世盗名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情况导致了当时接受教会洗礼的许多华人基督徒并没得到积极的教化，并且在意外地获得了炯异于其他同胞的特权后，民族的劣根性便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其中一个便是教民在普通民众中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优越感，而这却是激起民族主义强烈反弹的很重要的诱因之一。

而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如倡导西学的郑应观在当时的奏折上说的，“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毓贤的奏折也说，“……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对义和团坚决镇压的袁世凯在奏折中也认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

由此看来，清廷的官员们并非不知事情缘由的，郑、毓、袁三人政治立场不同，不过都认为是因为教会对平民的欺压和官吏的袒教抑民而激进民变，最终酿成后来的义和团民变。无有独偶，在中国的义和团被镇压不久，韩国的济州岛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民众与法国教会教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以中国的义和团为样榜，并且其民族主义更加激进，首领王守义围攻法国教堂所在城郡三月余，在攻陷后一口气就斩杀了数百教民。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东曹州府辖下的巨野县城里的德国天主教堂的一些中国教民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矛盾处于激化。这种事在往常衙门会出面干涉，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时情形已有不同了，各地的义和拳民闹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曹州，曹州是当年黄巢、捻军造反的发起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如今在义和团那些充满民族仇恨以及宗教排斥的“揭帖”的宣传下，已经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萌芽。总之，这起教案没有像晚常一样在官府的调停和镇压下弭消，三十多个当地群众冲入了教堂，将教堂拆毁，并将两个无辜的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和Richand Heule打死。这便是著名的“曹州教案”。

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下令“火速破案”，短时间内就将闹事杀人的群众全部抓获，并照会德国公使。此时的德国正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卧薪尝胆后新崛起的强梁，奉行扩张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早已将目标锁定被日本人打得威风扫地的中国，正愁没有借口。

1897年1月14 日， 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 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

而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也建议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

德皇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

威廉二世的意思很明显，教案的发生，是个天赐良机，焉可错过。当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陆军登陆，强占胶州湾。

德国借教案强占山东的过程和事实，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可以作为一个见证，摘录如下：

……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

德方舰队司令通知当地驻军的中国将领，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对发生于11月1日山东省东部（实际是西部）地区的巨野县的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主教和Richand Heule牧师被杀事件，向中国方面索取一个满意的解决。因此他下一步准备让他的水兵登陆并占领中国军队的一些炮台。中国的将军答付，他无法决定，希望得到时间，将此事火速向北京请示。

但德国舰队司令立即给了他一个态度强硬的回讯，限清军在三小时内从堡垒中撤出，德国水兵将在三小时内登陆，并将使用武力执行他的命令。

这些由号称为“勇士”（大概是指清军士兵服装上都有个“勇”字）组成的中国军人们，发现德国的舰队的战斗准备：舰炮转动方向，正压低射角直接瞄准他们；同时几只小艇已从军舰上放至水面，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这时，这让中国军队十分惊慌。

中国将军向德国旗舰回话，说他愿意向德国海军屈服，服从德军的差谴，条件是德国军队保留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

接下来，数百名德国水兵分成六个战斗分队，分三路登陆，攻击岸边的中国军队设的堡垒，但未遇抵抗。中国的旗帜被登陆的德军扯下，换上德军的旗帜。此时，三艘德国军舰鸣炮庆祸胜利，并向德国军旗致敬。

居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未发生任何混乱。

另据日本报道，日本外相在获知德国海军占领中国胶州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日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节，要求他们了解如下几个问题：一、德国人占领胶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间并未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二、德国人是否打算永久占领中国的这部分领土，或者德方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三、德国舰队是否将从胶州湾轻易地撤离，中国政府的反应如何？四、德国人夺取胶州湾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温哥华，B. C. 12月10日讯。

对于德国借“教案”起兵占地杀人放火，中国方面既不敢抵抗也无力抵抗。次年3月6日，被迫与德国签下《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青岛及胶州湾得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Admiral Prince Heinrich亲王在后来的远东舰队远征中国时，还于德国汉堡作了一个对中国侮辱已极的送行训辞，原文刊于1897年12月26日的《伦敦观察报》，翁同和看过这则报道，并记入其日记，其中一句话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法国史学家Henri Cordier对此也忿忿不平，认为是德国人的蛮横与无理加剧了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而最终成了导致后来的义和团的兴起。

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

此时的清廷，在甲午之败后，纸老虎已被日本戳破，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的实力仅存的一点疑惑和顾忌，已经全部有了答案，中国已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已经避免不了招来列强涂蹋的命运了。

帝国主义纷至沓来，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