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子较长，没有办法，要讲清一些事，只好这样。
文革是一个很复杂很曲折的历史过程，不是几个概念就能让后来的人清楚了解的。很多评价文革历史的论说，往往都有一种“瞎子摸象”的毛病，即将文革的某一个侧面、缩影、片断等局部真的或假的事情，当成了文革的全貌与本质。
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时，红卫兵们所崇拜的红军长征历史，距当时也不过 32 年。可是，那时红卫兵们却觉得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离自已是有多么的遥远。
而今，文革高潮之际，也离我们有35年的时间了；就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距今也是四分之一世纪有多了。
当年的红卫兵，虽然不知道红军的长征，实因红军的军事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却相信了“为北上抗日”的正统解释；但是，那时红卫兵们，毕竟还是知道很多长征的历史。
而今天，“红卫兵”年龄的青年人，对文革，除了“十年动乱”这一概念之外，究竟还了解到多少那段历史的真相呢？
批判也罢，指责也罢，或总结也罢，历史，总该让它的每一部份真实，都应真真切切地摆在后人的面前吧？
－－青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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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成为了文革中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100万红卫兵；
八卅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
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涌进了我们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
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一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已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
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
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
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名声赫赫的造反司令。
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
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
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
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
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后运动到以后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点。
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已辨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已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辨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已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已手里。故，“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捡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文革中并没有多大效用。
不过，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义、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 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文革之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
紧接着，八月十九日，省里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踊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派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
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 我更认为用这么多工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
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
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辨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
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闷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尤其这份党中央的权威机关报在社论中，还特地点了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几个城市的名，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省委 某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 民的压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一书记又被 中央派了回来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那儿的大学生与红卫兵，并发砹巳惹檠笠绲慕不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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