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的政权机器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特殊集团，那就是现代中国官场的秘书。秘书这个职称，本来是指瓣公室里打杂和料理文案的人员，中国商界和非官场的秘书至今也还是遵守这个职称行事，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人们都是如此定义秘书的职称和职能。
但是中国官场的秘书却是特殊的一群，他们绝对不会给瓣公室里众人服务打杂，反而是众人要对他们存几分小心敬畏，因为他们是长官的贴心人和代言人，长官不在时，他们代表长官说话，长官在时，也要参考他们的意见。长官的报告由他们起草，长官的批示由他们发出。他们都有远大的官运前程，跟一个长官几年，就可能放外培养，再过几年，就会在某处某地担任副职或者正职。聪明利害的，官运甚至会比他原来的首长还亨通。
中国的文科大学毕业生，想当官的，多半都从某首长的秘书做起，耳熏目染，把当官的一套学到手，再青出于蓝胜于蓝，上一代培养下一代，形成体系派系。官场的复杂和盘鬃错节，历史上也有可以学习的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总之，中国人很少不懂当官的好处，本来读书就是为了黄金屋，考上的官好，熬出来的官也好，都是为了手中有权。
最近，国内的消息说四川绵阳有大批秘书下岗，这个事件触及了中国高层的敏感群体。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消息，四川绵阳市在今年八月十三日发出文件，宣布县级及其以下等干部不能配备秘书，这样，全市有九十多个秘书在九月底下岗。
消息出来，各地议论很多。乐观的人认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领导形象，更在于触动了一个身份敏感、角色模糊同时备受争议的群体，将阻断一条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潜在仕途直通车。
北京的一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范先生，则认为绵阳和地方基层最近要改变秘书政治的现状，看来只是在地方局部可以暂时有效，要触动中国这个秘书政治的格局，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秘书作用越来越大，许多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比和领导的夫人还近，许多事情领导不能告诉太太，都需要秘书去安排处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员秘书出身干部占了主流，就这样一两个地方文件，就改变这个局面那是天方夜谈。真正要改变这个局面牵扯到整个体制改革问题，不改变体制这个大环境，这些小改革还是纸上谈兵。
在绵阳此事发生之前，青海省也发出过类似的通知，要求厅州级及其以下的领导干部，均不得配备专职或兼职秘书。
绵阳市委办公室谭敏副处长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专门向组织部门查证关于领导干部配备的规定，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文件规定。可见不是非有秘书不可
另一个市的组织部长说：这些秘书并没有存在的依据。但是现在已经约定俗成，县级党政干部一般都配有秘书。
绵阳市委副秘书长杨文泉说，首长秘书的职责很多是智力参谋、统筹处理信息、参与调研，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事实上，老百姓认为过去的秘书就是用来给没文化的首长写写发言稿，下乡时候吆喝赶狗，上坡时候扶年纪大的首长一把,更着重于生活服务，开车门、倒茶水、打雨伞、拿手机，代表领导干部给下级打电话就已经是权力顶端了。绵阳市委出台这个规定,主要是因为现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都可以自己写稿，秘书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作用。而参谋不参谋，主要看首长自己需要不需要。
在调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算了笔细帐，每个县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加起来都是十个左右，随着产生了十个秘书。如果县级领导去地方视察或调研，开饭的时候县、乡干部成一席，司机成一席，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成一席，秘书还得成一席。
这一年下来经费不是个小数目，给地方上造成很多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每次县领导出门，除了秘书、司机还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陪同，三个人围着一个人。有些秘书甚至颐指气使，大打官腔引起群众的反感，使各级领导干部的形象造成一定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绵阳等若干基层单位，开始率先作出规定，认为取消秘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成为绵阳市第一个主动表示，做不要秘书的七品官。他坦率地说：我要秘书干什幺？他的秘书许驰是李作虎的第三任秘书，本来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希冀的，现在他也坦率地承认，一条仕途快速信道这次被堵死了。
当地一位组织部长认为：过去选拔秘书时就是按照后备干部来培养的，因为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好，而且跟着领导锻炼多年，眼界和综合能力往往比其它同辈要高。而且上下级领导都熟悉，人脉关系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秘书的职权范围没有任何文件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秘书是干什幺的，没有人说得清。小到整理材料、提包打伞，大到一位省领导的秘书对记者说：有时候不清楚到底谁在当那个官。
有时候领导不在，一些急件需要批示，常常就由他来代批，他表示：我总不能耽误这些工作吧。于是,这就加强了秘书的私人性，秘书只听命于直接领导人，不听命于其它任何人。如果领导和秘书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甚至后者掌握了前者的把柄，秘书越权、擅权甚至腐败就很难免了。当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就是这样的例子。
许多人认为从积极意义上看，绵阳向秘书动刀,客观上斩断了秘书当官的信道，消除了一些潜在的贪污腐化可能性，因此得到上下叫好。但是，这个举措触动了这个群体的利益，将来会不会虽然秘书的头衔没有了，还有隐形秘书顶了上来，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秘书问题的确应该引起关注、进行规范，有人提出第一，要对秘书明确规定职权范围，只能限制在办公室的门槛之内，秘书不宜过多的出现于公共场合。第二，秘书卸任以后，不能立即提拔任用。应该先回原单位冷冻一定时间，然后通过组织程序考察任用。
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官员桑先生表示,秘书政治是现在人人面对的现实。绵阳的那些年轻人，似乎都要当现代的革新者，他们不仔细想想中国如今当红政治家，都是各级秘书出身的。他说，绵阳打出反对政治秘书的旗号，老百姓叫好的多，在下面小打小闹也就得了，要是真闹大了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官员遴选的方式。改变黑箱作业的干部升降制度，才有可能解决秘书擅权的问题。
在德国从事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仲唯光认为，这些基层干部希望通过政治制度局部问题的改革,从而促使中国整体的政治改革，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他认为中国如果诚心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是实现党内民主，可以有不同派别的声音。那幺就有了初步监督机制形成的可能，这才是比较切实和有发展前景的政治改革。绵阳的这些改革，都是从半当中来的局部改革，这很可能和当年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措施一样，开始都看起来轰轰烈烈，但这些无源之水,最后都只能成为短期效应而已。
（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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