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中國的政權機器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特殊集團，那就是現代中國官場的秘書。秘書這個職稱，本來是指瓣公室裡打雜和料理文案的人員，中國商界和非官場的秘書至今也還是遵守這個職稱行事，中國之外的其它國家和地區，人們都是如此定義秘書的職稱和職能。
但是中國官場的秘書卻是特殊的一群，他們絕對不會給瓣公室裡眾人服務打雜，反而是眾人要對他們存幾分小心敬畏，因為他們是長官的貼心人和代言人，長官不在時，他們代表長官說話，長官在時，也要參考他們的意見。長官的報告由他們起草，長官的批示由他們發出。他們都有遠大的官運前程，跟一個長官幾年，就可能放外培養，再過幾年，就會在某處某地擔任副職或者正職。聰明利害的，官運甚至會比他原來的首長還亨通。
中國的文科大學畢業生，想當官的，多半都從某首長的秘書做起，耳熏目染，把當官的一套學到手，再青出於藍勝於藍，上一代培養下一代，形成體系派系。官場的複雜和盤鬃錯節，歷史上也有可以學習的宦官制度和科舉制度，總之，中國人很少不懂當官的好處，本來讀書就是為了黃金屋，考上的官好，熬出來的官也好，都是為了手中有權。
最近，國內的消息說四川綿陽有大批秘書下崗，這個事件觸及了中國高層的敏感群體。根據中國《新聞週刊》消息，四川綿陽市在今年八月十三日發出文件，宣布縣級及其以下等幹部不能配備秘書，這樣，全市有九十多個秘書在九月底下崗。
消息出來，各地議論很多。樂觀的人認為其意義不僅在於改善領導形象，更在於觸動了一個身份敏感、角色模糊同時備受爭議的群體，將阻斷一條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潛在仕途直通車。
北京的一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范先生，則認為綿陽和地方基層最近要改變秘書政治的現狀，看來只是在地方局部可以暫時有效，要觸動中國這個秘書政治的格局，那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他說，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的秘書作用越來越大，許多秘書和領導的關係比和領導的夫人還近，許多事情領導不能告訴太太，都需要秘書去安排處理。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員秘書出身幹部佔了主流，就這樣一兩個地方文件，就改變這個局面那是天方夜談。真正要改變這個局面牽扯到整個體制改革問題，不改變體制這個大環境，這些小改革還是紙上談兵。
在綿陽此事發生之前，青海省也發出過類似的通知，要求廳州級及其以下的領導幹部，均不得配備專職或兼職秘書。
綿陽市委辦公室譚敏副處長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說：他們專門向組織部門查證關於領導幹部配備的規定，但是，他們沒有找到任何具體的文件規定。可見不是非有秘書不可
另一個市的組織部長說：這些秘書並沒有存在的依據。但是現在已經約定俗成，縣級黨政幹部一般都配有秘書。
綿陽市委副秘書長楊文泉說，首長秘書的職責很多是智力參謀、統籌處理信息、參與調研，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事實上，老百姓認為過去的秘書就是用來給沒文化的首長寫寫發言稿，下鄉時候吆喝趕狗，上坡時候扶年紀大的首長一把,更著重於生活服務，開車門、倒茶水、打雨傘、拿手機，代表領導幹部給下級打電話就已經是權力頂端了。綿陽市委出臺這個規定,主要是因為現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都可以自己寫稿，秘書已經失去了過去的作用。而參謀不參謀，主要看首長自己需要不需要。
在調研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算了筆細帳，每個縣的副書記和副縣長加起來都是十個左右，隨著產生了十個秘書。如果縣級領導去地方視察或調研，開飯的時候縣、鄉幹部成一席，司機成一席，辦公室主任、副主任成一席，秘書還得成一席。
這一年下來經費不是個小數目，給地方上造成很多經濟負擔。
另一方面每次縣領導出門，除了秘書、司機還有一個辦公室副主任陪同，三個人圍著一個人。有些秘書甚至頤指氣使，大打官腔引起群眾的反感，使各級領導幹部的形象造成一定影響。
鑒於上述原因綿陽等若干基層單位，開始率先作出規定，認為取消秘書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安縣縣委副書記李作虎成為綿陽市第一個主動表示，做不要秘書的七品官。他坦率地說：我要秘書干什幺？他的秘書許馳是李作虎的第三任秘書，本來對自己的前程充滿了希冀的，現在他也坦率地承認，一條仕途快速通道這次被堵死了。
當地一位組織部長認為：過去選拔秘書時就是按照後備幹部來培養的，因為年紀輕、學歷高、素質好，而且跟著領導鍛練多年，眼界和綜合能力往往比其它同輩要高。而且上下級領導都熟悉，人脈關係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秘書的職權範圍沒有任何文件有明確的規定，所以秘書是干什幺的，沒有人說得清。小到整理材料、提包打傘，大到一位省領導的秘書對記者說：有時候不清楚到底誰在當那個官。
有時候領導不在，一些急件需要批示，常常就由他來代批，他表示：我總不能耽誤這些工作吧。於是,這就加強了秘書的私人性，秘書只聽命於直接領導人，不聽命於其它任何人。如果領導和秘書形成某種利益共同體，甚至後者掌握了前者的把柄，秘書越權、擅權甚至腐敗就很難免了。當年北京市長陳希同、副市長王寶森就是這樣的例子。
許多人認為從積極意義上看，綿陽向秘書動刀,客觀上斬斷了秘書當官的通道，消除了一些潛在的貪污腐化可能性，因此得到上下叫好。但是，這個舉措觸動了這個群體的利益，將來會不會雖然秘書的頭銜沒有了，還有隱形秘書頂了上來，結果還是換湯不換藥呢?
秘書問題的確應該引起關注、進行規範，有人提出第一，要對秘書明確規定職權範圍，只能限制在辦公室的門檻之內，秘書不宜過多的出現於公共場合。第二，秘書卸任以後，不能立即提拔任用。應該先回原單位冷凍一定時間，然後通過組織程序考察任用。
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官員桑先生表示,秘書政治是現在人人面對的現實。綿陽的那些年輕人，似乎都要當現代的革新者，他們不仔細想想中國如今當紅政治家，都是各級秘書出身的。他說，綿陽打出反對政治秘書的旗號，老百姓叫好的多，在下面小打小鬧也就得了，要是真鬧大了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官員遴選的方式。改變黑箱作業的幹部升降制度，才有可能解決秘書擅權的問題。
在德國從事哲學研究的中國學者仲唯光認為，這些基層幹部希望通過政治制度局部問題的改革,從而促使中國整體的政治改革，這種願望是可以理解的。
他認為中國如果誠心進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是實現黨內民主，可以有不同派別的聲音。那幺就有了初步監督機制形成的可能，這才是比較切實和有發展前景的政治改革。綿陽的這些改革，都是從半當中來的局部改革，這很可能和當年鄧小平的一些改革措施一樣，開始都看起來轟轟烈烈，但這些無源之水,最後都只能成為短期效應而已。
（新世紀）(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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