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人物、社会、历史随笔(之九)---各自一本经

书上有一个故事，年轻的爱因斯坦遇上了老迈的佛洛依德，互致敬意后佛氏看着小爱意味深长地说：你之成为世界名人，因为没人懂得你的学说；我就难的多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自以为内行地对心理学说三道四。也许，倍受抨击的政治家也有类似的感慨和无奈。世人多会不自觉地以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经济、科学的立场评说政治家和政治团体的作为。有点象用打高尔夫的规则裁判橄榄球赛。

政治虽与若干学科比邻，却是一个专门领域和舞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别人无从替代的作用。就象网球和羽毛球、冰球和马球，克郎棋和台球，虽有相似之处，区别更多，各有各的独特的游戏规则。体育活动器械场地各异，政治运作也有自己的需要。正如世上万物你中有我、我借用你一样，政治也反射着人类文明的一切发明创造。

有人定义道：政治就是公众事物。其它说法也不少，总之是跨行业、跨地域、跨种族地处理人与人、个人与人群、人群与人群的综合关系；动员全部得到的资源、试行所有既定和即兴的办法、不计代价地带领各色人等去实现同一种理念。既然是面对人群，所以就要：

提出一套说辞，并命名为某种哲理、学说。政治家摆出学者模样，因为民众容易信服貌似深沉、负责、有学问的人。他们好学却不善深思、自卑而性喜附庸，唬住他们就能收放自如。中共的高头讲章，全是权力斗争的表态或信号，只有政治意义，毫无理论价值。不供学术讨论与探究，因为那些看似玄妙的高论本不是象牙塔里哲学的一支。

政党秀才解释起社会矛盾和现象来，比教授笔锋健口才好，但那并非社会学的某个派别，没有那么客观、超然。打学术的旗号而且很吸引公众，是因为传统院校式的表达方式和结论，远不如煽风点火、故甚其辞来得新鲜刺激。学术探讨的目的是给事物定性，呈静态。“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则要营造出一点就着的气氛。用社会学原理品评党派见解，等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说各话。

一壶浊酒，笑谈古今，既风雅又抒情。正好被政治家投其所好，新版前尘往事、沧海桑田的编篡方针，不是文物与史籍互证的信史之法，而是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古为今用。因为政治是今天的事，原则是设法掌控眼前的每一天。历史上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今天可以为目前一项建设性政策之英明提供依据，明天就是另一个破坏性措施必要性的最好注释。所以，听政治家谈史不宜当真，更不必引经据典纠正辩驳。

文学艺术的一切形式都可以称之为美。政治家的预言也常常引起人们愉快的联想，但那绝不是艺术之美。为了唤起民众为他的理念上刀山下火海，政治家经常以民众福祉的名义干预文化艺术、发起政治运动。不然，患得患失的民众不会以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奉献牺牲。今后再遇到文字狱、破四旧之类的事，不要仗着“百花齐放”的本意是多种艺术形式共存而与人家辩论，人家早就说了：更高的原则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既然“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就不会闹事、还能交纳钱粮。于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得“抓革命促生产”；计划经济不能长久，就改联产承包、市场调节；为了“党存在、党掌权”的最大利益，合资独资有何不可？这是一笔政治账，不能用经济法则、市场规律评判。“鸟笼经济”或“与国际接轨”都是党维护的路线和利益的需要。

自称“主义”原理科学、方法经过论证试验，但政治与其它学科极大的不同恰好在于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难以对运作的范围、速度、效力加以控制。因为政治运动是人的运动，针对人、处理人、改变人。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只能在某个模糊的范畴，依若干模糊的规定，让对那方针政策理解得模模糊糊的人，运动芸芸众生。政治上又允许“矫枉过正”，而“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才有大量的冤假错案，长期拖泥带水的的落实政策和昭雪平反。硬是跟政治要准确、要适度，等于赶鸭子上架或缘木求鱼。

政治明星不象恒星行星按固定的轨道运行分毫不爽，他们是人，是一些对理想充满信心的个性强悍者。这样的人难免自视甚高、择善固执。据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存在对周围有多大影响。行使权力的享受和诱惑多么大呵。一举手一投足，南北振动、宇内关注的感觉显然极其令人留恋。以至：罗斯福百般恋栈至死方休；丘吉尔、戴高乐不惜以一世英名搏取再一届执政。历史巨人倘且留下如此败笔，罔论他人。看来，迷恋权力与养花玩鸟类似，只是人的一种兴趣所在或曰价值观念。求全责备对他们不公平。

政治分民主和独裁两大类，一个香飘万里、一个臭不可闻。除了毛泽东敢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而且是专制主义”（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别人多半想方设法说自己民主。其实，专制与民主同是一种概念、一个方向、一种做法、一个过程。都是历史的产物，流传至今自有它的道理、背景和用途。弄好了，专制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大事小情；运气不好，民主可能被人用以谋利、遇事推委拖延。只要是人掌握和行使权力，事情过后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只因损益双方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各不相同，得不出好坏对错的一致结论。

凡做事必得付代价。细说起来，所谓历史的包袱、时代的局限、公众水准、主持人的私心杂念，在科学研究和政治运作中一样起作用，不同的是科学研究花费的是人力、钱财、动植物的生命；社会改造则多半不得不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牺牲的只能是生命、财产、一代或几代人的青春。无论有什么样的合理性、不得已，既然政治已经不由分说地介入到各行各业，我们当然就能各执一端对它品头论足；还要求今天和今后的政治不要那么藏头露尾、乔装打扮。好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看得出政治比重下降、科学地位上升的趋势。恐怕得到科学占据主导，政治进了博物馆，公众生活才能真的清明起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