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这一做法有可能使高等教育归于无序，使学生陷入恐慌。因为，在并非选拔性的高等教育培养和考试中实行这一办法，违背了“行为预测可能性”的基本理念。“末位淘汰”源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让所有参与竞争者通过某种形式的考核或者选拔后，对排名末位或者靠后的予以淘汰。“末位淘汰制”可以保证竞争参与者的积极竞争状态。
但是，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前提，应当是有淘汰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一竞争群体中必须有人被淘汰的时候，这一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例如，在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一个学生很优秀，但如果别人都比他更优秀，他仍然面临被淘汰的可能。
与选拔性考试完全不同的是，高等教育中的考试不属于淘汰性竞争，而仅仅是过关性考试。打个比方说，在高考中，如果某人得了99分的好成绩，但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是100分，他仍然会被淘汰；但在非选拔性考试中，只要设定60分的过关标准，即便一个人刚好只有60分，并且其他所有人都超过了他，他仍然应当被认定过关，而不能因为他排名最后而淘汰之。
对课程学习实行“末位淘汰”，可能导致一种结果：对学生而言，不知道自己拿多少分才不至于被淘汰，因为只要自己不是满分，就有因名落孙山而被淘汰的危险；对老师而言，则失去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既定的“合格”标准，因为所有的结果都要在全部学生的成绩出来并排名后才能得知，因此预先设定的“合格”标准就失去了意义。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性考察：一场考试下来，如果教师按照原来的改卷标准，恰好发现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在60分以上，那么，按照学校关于“不能有100％及格率”的死命令，教师必定会提高标准，将原来可以得60分的同学判定为60分以下。荒唐由此而生：理科试题一般都有确定的答案，教师怎么修改答卷标准呢？如果考文科，教师似乎有办法，但还有一个问题：教师修改了考试前的既定标准，这就意味着，对学生答卷的标准和要求是不确定的。
谈到这里，有必要提及法治社会一个基本原则－－－“行为预测可能性”，它的核心含义是，任何人对于自己的行为，都可以在行为前就依据一个已知的标准，确切地知道自己所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从法律的规则性讲，就是法律应当对人们的行为模式设定一个既定的明确标准－－－什么是违法，违法的后果如何，等等。
相反，如果对于人们的行为没有一个事前的确切标准，像古代社会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测”，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而只有在行为后，根据统治者的心情或者其他新的因素，才知道是否违法，那么人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心惊胆颤，因为行为人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虽然考试不及格和行为违法有明显的差别，但在“预测可能性”方面，实行“末位淘汰制”的考试制度，和“刑不可知”并无二致。
也许，部分学生“60分万岁”的心理是北大实行“末位淘汰制”的原因，从这点上讲，北大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将学生不求上进的原因归于60分及格制度本身，而没有探究学生不求上进的本源。
其实，“60分万岁”的根本原因在于标准太低，对于一个平时根本不读书的学生来说，只要在考试前突击一个星期，即使不作弊也能拿到60分甚至更好的成绩。因此，高校只有加强对上课、作业实践和考试的标准管理，在考试前设定一个只有通过平时认真努力学习才够得着的60分标准，并且加强对舞弊的查处力度，学生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
在一个科学的标准下，即便所有的学生都恰好只考了60分，也是教育的成功；并且，如果有了一个科学的标准，即便学生排名最后，只要他过了既定的标准，也没有必要淘汰，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培养目的，是一个合格者。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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