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最后印在书上的序言，其实是一篇没来得及更换的序言。那篇序言是为"大国的民主化"（这是我最后确定的书名）写的，而出版社却钟情于被我废弃的书名："头对着墙"。这里的第三篇序言"头的权利"，是专门为这个书名写的。妥协的结果，将两个书名变成一个书名，一个是主书名，一个是副书名，但序言来不及更换回去了。
因此，将未刊出的三篇序言收进本书，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一次探险
这本书你可以不读。没有别的损失，顶多损失了一次和我一起探险的乐趣。
写作这本书，我有三重意义上的历险。第一是政治风险。我对大陆政体进行了还原。我降下一场语言的暴雨，把大陆皇帝的新衣淋了个透湿。纸衣一片片随风飘零之后，你看到了它的裸体，并不美观，甚至还有某些不可看的部份。这个没穿衣的东西，我称之为"现代极权僭主政体"。它是伪民主假钞，也是伪君主皇权，更是伪科学意识形态，还是伪上帝教会。由于缺乏权威来源，目前统治大陆的中共的权威资源象黄河一样，正在断流。我为它推荐了一件华裳，不知道是否符合它的审美情趣。
我写这一切时，只听从良心的呼唤，上天的启示，正义的感召和理性的教诲，任何人间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没有进入我的心域。我已经死过一次，我现在活的是生命的利润。冥冥中的神意，使我远离恐惧。凡能被别人剥夺的，那原来就不是我的；凡是我的，是人所不能剥夺的，比如思考与求索真相的权力。
我冒的第二个风险，是研究方法上的。你可以说我不合时宜，因为我拒绝像美国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那样做显微镜下的学问，也拒绝像大多数中国社会科学家那样，做"规范"的学问。那"规范"是别人的，洋人的，或组织上的。其实，"规范"是大前提，自己的课题是小前提，结论就是科研成果。
我胆大妄为，创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修改了政治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我看来，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研究的正义，是政治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政治科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科学的基本问题是权威与自由的比例。这是马基雅维里开创的实证政治科学路线，不是亚里士多德开其先河的以善为主题的价值政治学路线。
但我并没有完全忽略政治价值。我提出了"政治人假设"，找到了权威化和自由化的微观动力，设计了政治的理想状态，那就是自由等于权威。我在归纳的基础上，得出中程理论概念，从这些概念又演绎出四大政治假说。理论的解释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我同时并重，当我解读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某些重大政治难题时，我狂喜得疯喊乱跳的情景，我还记得。我希望与你分享这份喜悦。这喜悦虽然不能和发现新大陆相比，但我担保，比陶潜发现桃花源时的喜悦差不了多少。
我当然不假装自己"学院"得不行，我承认我有救世情怀，这是永远治不好的有士大夫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病。推动我废寝忘食做这项研究的最大动力，还是希望为中国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活命之路。我从我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了某项建议，希望我的心血不会白流。
文体上的试验是我的第三个历险。我对优美文体的偏爱有时连我自己都讨厌。我渴望一种女体似的语言，有温度，有香味，有柔软的触感，你不能碰她，碰了就拿不开手指。我特别赞成为快感而阅读的理念。
我有时想，让先秦诸子不朽的，并不完全是他们卓越的思想，也有他们伟大的文体。举重若轻，是我对表达的最高追求。深奥的思想，如果不能表达得浅俗，表达得形象，那是一种写作上的挫败经验。我下的最大工夫，有时不是贯通思路，而是寻找最恰当的形象结构来象征我的思想结构。我在理性的领域里，使用了某些悟性语言和感性语言，以增加阅读的乐趣，减少理解的痛苦，我不敢说我做得成功，我只能说我付出了艰辛。
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在哈佛大学读哲学硕士的中国学生偶然读到了本书各章目录，问我："这是武侠小说吗？"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惭愧。不过，读者不应该期望本书真的像武侠小说那样吸引人，但我有意设计了某些理论悬念，或许能维持你把它读完的兴致。
不过，你完全可以不读这本书，损失不大，至多只是一次探险的乐趣。
二，鳄鱼的"蜜月"
1989年1月，我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了那篇惹是生非的文章：《新权威主义述评》。那篇文章的许多观点可能已经被人忘记，但我的那个"调情论"还有人记得。前不久，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演讲，主持人王丹先生介绍我时，特别提到这一点，还引起满堂笑声。
在那篇颇为煽情的"述评"里，我写道："1988年初，十三大的喜庆气氛使思想界重新复苏，同时，新旧体制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危机。时局把人们推向深沉的思考，新权威主义又开始重新怀胎。2月，我在写作《萌芽与移栽：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一文时，发现英国现代化的最早监护人竟是英王，他一夜推倒一百座城堡的惊人之举，为英国的现代化大厦奠了基。简单的结论是：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
这个观点当时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批评和讪笑，有一个自称擅长老佛之学，但又混迹于学界官场的熟人预言说："你呼唤的新权威主义是一条鳄鱼，它一出来，首先咬死的就是你。"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谶言。1992年9月，当我被咬得躺在医院里急救时，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而此时，远在法国的严家其先生着文说："吴稼祥光照十四大"，文章认为中共十四大实行的就是我的建议：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自由。严先生有长者之风，并没有挖苦我的意思。但我后来看到这篇文章时，心里是苦涩的。让人感到幽默的是，一个被认为"照亮"了中共代表会议的人，当时正被中共迫害得奄奄一息。我非常感激的是，那个说我要被鳄鱼咬死的朋友后来见到我，并没有得意之色。
"六四"11周年纪念日前后，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了不少反思文章，我的反面作用被进一步夸大。有人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先生之所以下台，就是用了像我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还有人说，"六四"镇压是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结果。看得我毛骨悚然，脖子后面嘶嘶冒着凉气。心想，这些人如果上台清算，我的小命休矣！
说老实话，在写这本书的第六章之前，我对上述的批评或褒扬感到委屈。对新权威主义提出的原由，我在本书第一章有详细叙述。简言之，提出新权威主义，第一是想把分裂中的中共最高权威统一到赵紫阳先生身上来；第二，新权威主义的矛头指向的是维护旧体制的实权保守派，而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民众。接近新权威思想的，荷兰历史上有格老秀斯，法国历史上有波丹，英国历史上有霍布斯。
即使为代议制政府唱最美赞歌的英国著名思想家密尔也特别强调：专制的"有限的中央权力"即王权对摧毁旧制度的巨大作用不能低估。他说："国王的利益在于鼓励各地农奴从领主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一切分散努力，并把他们置于直接从属于他本人的地位。在他保护下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只服从国王的社会。同邻近的城堡中的领主的统治比较起来，服从远处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就这样，一个原则上专制的但在实践上一般是很有限的中央权力，成了帮助人民通过必要进步阶段的主要手段，而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就很可能妨碍他们进入这个阶段。俄罗斯帝国农奴的解放只有不折不扣的专制统治或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屠杀才能实现得了。"（《代议制政府》，中文电子版，第61页，《家庭藏书集锦之五：哲学》，红旗出版社）
当我写到第六章，写到"解冻原理：自由化假说"时，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吓了我一跳：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自由的时期，也就是我在《新权威主义述评》里所说的"专制和自由的'调情'期"，这个时期，是自由和权威不均衡的时期，是权威大于自由的时期，是所有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是侵略性最强也最容易走向全面反动的时期。几乎所有民族历史上最野蛮的事件和可怕的征服与扩张，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专制的独裁者有政治权威极大化冲动，经济上自由的新生有产阶级有自由空间极大化冲动，前者要征服别国领土扩大政治权威，后者要开辟海外市场获得廉价资源。两个冲动叠加，于是有了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瓜分世界的早期殖民主义，有了想改写欧洲版图的拿坡仑主义，有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表面看来不是专制和自由合作的产物，其实，如果没有农奴的解放，为俄国的工厂补充了大量自由雇佣工人，俄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等我写到第十章，我又发现一个后起大国当其"国际权威指数"（我用的一个术语，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威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幸这个大国在独裁者统治下，就有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和洗雪国仇民侮的壮志。当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这样走上了战争之路。由此看来，所谓"专制和自由的'调情'期"，虽然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难以避免的，虽然有现代化取向的专制权威对拆除旧社会的藩篱有过积极作用，但这个时期却是十分危险的。这个调情期，可以恰当地称为"鳄鱼的蜜月"，必须及早结束，否则后患无穷。
这就是我对新权威主义的反思。这就是促使我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转变为一个联邦主义者的思想根源。根据我在本书里提出的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唯一妨碍民主进程的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大国实行民主化，有导致分裂的可能。既要民主，又要统一，舍联邦化别无他途。
或者分裂，或者法西斯化，或者通过联邦化和民主化走向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兴盛，何去何从，要看中国的鳄鱼想度多长的蜜月。
三，头的权利
这本书，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理论化或思想化的个人经验。一个思想者在极权社会里的生活经验，大概没有比"头对着墙"这个短语更贴切的表达了。
这个短语不是我的发明。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是法国著名诗人艾吕雅一首诗的题目。我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囚室墙壁上的喇叭播送过它，喇叭转播的是北京广播电台文艺台的节目。那首诗是艾吕雅在德国占领期间，他本人被关(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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