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的城市多半是“女性”的：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旧）上海是洋场少妇，成都是宝钗初嫁，广州是文君卖酒，厦门则是纯洁少女。
中国北方的城市则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等，不是“汉子”便是“大哥”。
这是一种感性归类式的解读。
在最近的香港《亚洲周刊》上，一对父女对香港和大都市的论述也很有意思。
父亲说，世界上许多大都市在20世纪中表现为“刚”，如柏林、莫斯科、华盛顿、东京、北京等；也有一些城市表现为“柔”，如巴黎、斯德哥尔摩、维也纳、日内瓦等。香港属于后者。
“刚”的城市成为战争和革命的中心，负载着人类的历史抉择，显得沉重；“柔”的城市则离生死搏斗较远，人们走到城里，总是轻松些，柔和的感觉总是大于沉重的感觉。
这是另一种社会指向的解读。
新一代的女儿和父亲的思维不同。她觉得在香港这个讲求效率，重视实利的商业大都市里，人们大多被技术思维、商业思维所支配。在快速的节奏里，主体已变得支离破碎，既无力再承受任何“重”的国家使命，也无暇停下脚步，津津有味地去寻找任何“轻”的、不带商业气息的人文空间。
但她并不同意将香港称为“文化沙漠”的那种本质化的负面判断。她看到雅俗文化的交叉，看到俗中有真金子在。她认为香港卧虎藏龙，有很多被埋没的文化精品等待发掘。
她是在以一个“都市漫游者”的角色对香港展开阅读。
摘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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