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尴尬:从多“派”到多“党”

一百五十年前，亚伯拉罕ܭ林肯在一篇题为《裂开的房子》的著名演说中谈到：“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筷子的”。自由与奴隶两种制度，虽然适应当时美国南北的经济差别，并适应国际“循环”的要求可以暂存，但在一国之内不可能长久并存。百多年来，林肯的论断遭遇的最大挑战，莫过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但这种理论能否成为靠得住的“现实”，还有待时日的考验。现在，继邓小平对传统政治学的“政府理论”提出挑战后，江泽民又提出二党代表多阶级利益”的设想，对传统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提出质疑。它究竟是一种出于无知的轻率？还是企图有所作为，但又避免回答现实最尖锐问题的虚与委蛇？却是一望即明的。

江泽民的新理论，使人想起二十年前樊立勤先生在北京大学提出的一篇著名言论。在这份立足于改造执政党的准“意见书”里，作者提出了“成批地、大量地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呼声，意欲以此来帮助执政党摆脱陈旧的社会基础，寻求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已为执政党接受的意见，由于不用面对理论上的尴尬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可克服的挑战，的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与樊先生的意见相比，二十年后的江氏“新理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东施效颦”，但却是对现实生活的巨大盲目，因此也必然遭到来自各方的抵制：首先，来自原敦旨主义左派发出的诘问，将把“新理论”置于一场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战争中；以胡鞍钢先生为代表的、接受过现代民主思想沐浴的年轻党员发出的责难，则把这一争论视为一场“家长制”与“党内民主”的战斗:而党外民主力量则势所必然地认为，这是一场“多党制”要求与“一党专政”的战争!真是头绪万端，虽有舆论压制的武器维持表面安定，但江泽民私底下也知道，自己是“漏船载酒”，尽管且歌且行，终究不免四处冒水，文质不相彬彬!

江泽民的尴尬，显然来自两位前辈的遗赠:一则来自毛泽东开创的“党外无党”经验，一则来自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前者使今天的执政党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失去了借鉴人类先进政治经验的勇气;后者压制了实现转型必要的酝酿过程，在历史给定的不多的时间内，把执政党推向一场内部“火并”的边缘!除魅之道，无非是放眼世界大势，学习俄罗斯经验，借鉴国民党教训，抛弃“皇基永固”思想，适时结束“训政”，走孙中山“还政于民”的道路ܫ果真如此，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依然是光明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