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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中国人不宜”?--三驳江泽民

2001-08-26 00:20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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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先生八月八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其中最使人们眼光聚焦的,仍然是台海局势和政治改革系列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江先生近年来的“老生常谈”,不过却也表白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他对政治改革偏见未改,排拒如旧。

政治改革前进或后退

江先生首先阐明“西方国家和领导人似乎全部认为中国成功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这种讲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们的政治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政治改革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另外,我们需要加强和拓宽保证民主权利实行的渠道,这其中就包括媒体的角色,但是我需要澄清一点,中国的民主与西方人民所接受的西方世界民主不可能完全一致。”

“事实上”又是怎样呢?自从江先生“登基”后,只要和胡(耀邦)、赵(紫阳)体系对比,就可以作出历史结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没有加强,而是削弱,胡、赵时期一些较为民主和法治的改革都被“间断”,政治改革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转。至于说到媒体在加强保证民主权利的渠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所周知,这些年来,为加强民主权利而发言的多少报刊被停版关闭,多少(国内外)记者被拘捕判刑--(以致一个国际传媒组织,为江先生保留“报人之敌”的三连冠),可见敢说真话的传媒在中国大陆是被安排于“被告人”的席位。民主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之一,与生俱来,没有国界,硬要说中国和西方(应该说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如今许多东方国家的人民,不也接受西方世界的民主吗?)有什么不同之点,那就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是“以民为主”。中国大陆的民主乃“为民之主”。或谓江先生最近宣布欢迎资本家入党是否也算是政治改革,我们认为改变党的成分是一回事,惟只要仍“坚持”一党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抑或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不民主,甚至反民主。

中国不需要反对党吗?

在答覆中国为什么只有一个党派--中国共产党此一问题,江先生又重新搬出“标准答题”曰:“非也,我们还有另外八个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是反对党,因为他们全部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与管理。我们的宪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中国采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对此,我们有若干疑虑要请教一下:(一)大陆上现仍存活的八个民主政党,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成立的(连民社、青年两党)共有十个,只有民盟与台盟后期被列为非法组织),他们那时都提出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确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和反对党。而到了中共执政以后,这些党派许多领导人和精英,在双百时期,向党建言,却在“反右”、“文革”中被强行入罪,惨死冤狱的不计其数,是否证明国民党还可以包容的民主党派,共产党却不许他们说一个“不”字?(二)二十多年前这些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仅受共产党领导,而且由共产党“摄政”,一些领导人须经党中央委任,甚且就是共产党干部兼职。中共和他们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和下属的联系,只许“合作”,不准“反对”。一个党却要另一个党领导,那不就等于名存实亡吗?(三)中共自封为执政党,而将其他“党派”赐名“参政党”,却又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合作,参政也者,虚有其名,“参”而不“执”是也。从这里是否足以透视出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可以监督一党专政、阻止滥用特权的反对党,而中共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需要的却是一党专政和其副产品的特权制度。因此,不需要也不能要反对党的不是中国,该是中共?

民主造成饥饿混乱吗?

江泽民先生被问及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全民直接选举,采用民主议会制度的关键问题上,“神”话连篇,“妙”不可言。例如人口论的“中国有十二亿六千万人口,至少有一亿人仍然没有读写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进行直接选举呢?我是通过间接选举,由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推举为国家主席的,我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上海代表。”例如宿命论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其唯一的结果将是中国十二亿人民仍然处在饥饿状态,国家陷入混乱。”

那么,请问:一、十二亿六千万人口中,有一亿人没有读写能力,亦即约占十三分之一的比率。为什么为了一个文盲,就要剥夺另外十二个非文盲的选举权?难道要等到全中国没有一个文盲时才能进行选举?二、文盲人口在乡村中占有更高比率,何以乡村可以试行直选,而知识水平较佳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反而不能?三、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文盲数率比现在为高,何以中共当时却坚持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普选?四、印度人口也超过十亿,文盲数字恐不止一亿,多年来实行大选,并没有出大乱子,又该怎样解释?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含中国人的台湾、香港、澳门,非中国人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实行了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并没有产生全民都处于饥饿状态的负面结果,台湾、印尼、菲律宾在实现民主初阶,纵然出现示威碰撞事件,但都能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以民主法治解决问题。相反地,在一些一党专政,拒绝直接选举的国家,却经常发生人为饥荒,或饥饿输出,如北韩政权只要面子,不要里子,饿殍载道,灾鸿遍野,如有世界米仓之称的印度支那半岛三个国家,“解放”后人民吃不饱,还要伸手向外国要求“米”援。就以共产党统治后的中国大陆来说,“红”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大规模饥民潮连绵不断--也正是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才会发生有如“反右”、“文革”以及六四屠城惨剧,搞到天下大乱,举世不安--中共或者会说,天安门事件是不安分的学生和市民搞乱的。其实他们提出的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行民主改革,完成天下大治的正当诉求,并且一直保持静坐请愿的和平状态,而中共当权派为了维护特权,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全国人民群众先进入混浠的乱局,继“处于”聋哑的困境。

一言以蔽之,江先生之将西方议会民主法治和饥饿混乱凑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特权统治与稳定温饱画下等号,已经属于“非常”。

非常识之高论,其目的就在于长远维持一人专一党之政,一党专一国之政耳。(一个老人家兼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岂非十三亿中国人都是“愚公”吗?)民主法治是历史主流和世界大势,不是一个人天花乱坠可以扭曲或改变的。以一亿文盲为由峻拒政治改革,简直把其他十二亿人视为“睁眼瞎”,而记者先生若要从中探索“道理”,那不也近于“问道于盲”了?(世界日报/陈奇/旧金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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