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卷一记载了两个典型的旧中国统治者出游故事：春秋时，齐国“桓公出游，睹饥者与之食，睹疾者与之财”，于是，他每次出游，百姓都欢欢喜喜说：“君当幸游吾乡乎？”后来，齐景公继位，“出游于寒（古齐国封地）途，睹死□（腐尸），默然不问”，给晏子诉说了一顿之后，醒悟过来说：“厚敛（只顾敛财）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埋□掩骼，发粟济民。这就是封建时代君主出游论罪论功的标准了。
新中国则怎样呢？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大陆目前有八千二百万每年收入不过一千零六十元的所谓绝对贫穷人口腔见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星岛日报》)。而这只是中共声称的数字。只是贫穷之中“绝对贫穷”的人口。江泽民出游，给他们带去了什么？
首先，他出游非洲肯尼亚，给肯尼亚政府带来了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低息贷款；出游埃塞俄比亚，给他们带来了水利设施和一所发电厂；出游埃及，给他们带来了三千万元人民币做见面礼；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随手又捐了三十万美元。现在他幸游欧洲，获当地政府倒屣相迎，自然是情理中事。中共总理李鹏四月间出游法国，给了法国飞机制造商一张十五亿美元订单，就“使近期急切争取这份合同的美国波音公司望洋兴叹”了。中共中通社这句报道真是可圈可点。
当然，中国人也只能望洋兴叹了。所以，“都市边缘人，贫病交煎活下去”、“艰难打工圆读书梦，不幸兄妹相互扶持”等大陆小故事，香港人在报上天天都可以读到，中共领导人却是默然不问的。否则他们出游外国，外国人就不会获得那么丰硕的成果了。
江泽民两次出游，证明新中国已经把“厚敛而忘民，吾罪大矣”这种封建道德推翻了，因为他们在国内有了维持稳定的坦克；在国外，又有了赢得世界地位的金钱。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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