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卷一記載了兩個典型的舊中國統治者出遊故事：春秋時，齊國「桓公出遊，睹飢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於是，他每次出遊，百姓都歡歡喜喜說：「君當幸游吾鄉乎？」後來，齊景公繼位，「出遊於寒（古齊國封地）途，睹死□（腐屍），默然不問」，給晏子訴說了一頓之後，醒悟過來說：「厚斂（只顧斂財）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埋□掩骼，發粟濟民。這就是封建時代君主出遊論罪論功的標準了。
新中國則怎樣呢？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大陸目前有八千二百萬每年收入不過一千零六十元的所謂絕對貧窮人口腔見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星島日報》)。而這只是中共聲稱的數字。只是貧窮之中「絕對貧窮」的人口。江澤民出遊，給他們帶去了什麼？
首先，他出遊非洲肯尼亞，給肯尼亞政府帶來了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低息貸款；出遊衣索比亞，給他們帶來了水利設施和一所發電廠；出遊埃及，給他們帶來了三千萬元人民幣做見面禮；出席非洲統一組織，隨手又捐了三十萬美元。現在他幸游歐洲，獲當地政府倒屣相迎，自然是情理中事。中共總理李鵬四月間出遊法國，給了法國飛機製造商一張十五億美元訂單，就「使近期急切爭取這份合同的美國波音公司望洋興嘆」了。中共中通社這句報導真是可圈可點。
當然，中國人也只能望洋興嘆了。所以，「都市邊緣人，貧病交煎活下去」、「艱難打工圓讀書夢，不幸兄妹相互扶持」等大陸小故事，香港人在報上天天都可以讀到，中共領導人卻是默然不問的。否則他們出遊外國，外國人就不會獲得那麼豐碩的成果了。
江澤民兩次出遊，證明新中國已經把「厚斂而忘民，吾罪大矣」這種封建道德推翻了，因為他們在國內有了維持穩定的坦克；在國外，又有了贏得世界地位的金錢。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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