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26進入寒冬 專家談共產黨國家結局(圖)

中國銀行業面臨危機（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2月23日訊】（看中國記者李亭綜合報導）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不斷演變的當下，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問題再度引發廣泛關注。近日，知名經濟學家程曉農在一次政經點評中，深入剖析了共產黨國家的最終結局。他以歷史案例為鏡，指出這些國家的轉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差異性和挑戰性。程曉農強調，轉型路徑的多樣性、價值觀的根本轉變以及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是決定結局的關鍵因素。與此同時，海外自媒體大V、時評人文昭則聚焦中國經濟2025年末的嚴峻形勢，預測國有企業將面臨「集體陣亡」，並展望2026年經濟走勢。文昭的觀點以建築行業和銀行業的寒冬為切入點，揭示了中國經濟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共產黨國家轉型的三種模式：從小國到大國的歷史鏡鑒

程曉農的分析源於對多個共產黨國家轉型經驗的總結。他將這些國家的結局歸納為三大模式：以中國為代表的「經濟改革失敗型」、以俄羅斯為代表的「主動民主化但價值觀未變型」，以及少數東歐國家如波蘭和捷克的「徹底價值觀變革型」。這些模式揭示了共產黨國家在擺脫專制遺產時的複雜性。文昭的觀察則從微觀經濟層面補充，指出中國正處於經濟改革失敗的深淵，國有企業的大規模倒閉預示著更廣泛的危機。這與程曉農的中國模式高度契合，即經濟從成功走向失敗，政治改革不徹底，最終導致政權動盪。

首先，程曉農以阿爾巴尼亞為例，闡述小國轉型的獨特路徑。作為一個典型的共產黨小國，阿爾巴尼亞在1990年代初共產黨政權解體後，轉向溫和的民主派政權。儘管經歷了多次權力更迭，但並未出現新的政治強人或暴政。程曉農分析，這得益於其加入歐盟的機遇。歐盟的補貼機制如同一個「大鍋飯」，為成員國提供經濟援助。阿爾巴尼亞作為人均GDP較低的國家，每年從歐盟富國獲得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經濟壓力，確保了基本民生。然而，這種「好處」並非沒有代價。程曉農指出，阿爾巴尼亞登記人口約600萬，但實際常住人口僅剩300多萬，主要為老人和兒童。中青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到歐盟國家打工。這與一些中國西部省份的「空心化」現象相似，導致國內社會結構失衡。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阿爾巴尼亞兒童流落到法國巴黎和義大利羅馬，成為職業小偷團夥的成員。這些12-13歲的孩子往往男孩女孩搭配，女孩負責吸引遊客注意力，男孩則從背後偷竊護照和錢包。這種現象已成為歐盟城市的安全隱患，也反映出轉型國家在社會治理上的短板。程曉農認為，阿爾巴尼亞的結局「好壞參半」：雖無足輕重，但依賴外部援助的模式難以複製，且人口外流凸顯了轉型的隱憂。

轉向大國層面，程曉農以俄羅斯為典型，剖析共產黨大國轉型的困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大量蘇聯文化遺產，成為一個「縮小版的蘇聯」。儘管經歷了主動的政治民主化，但程曉農認為，這並未徹底擺脫專制陰影。俄羅斯人仍偏好威權領導，如普京的長期執政。近期法國電視臺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中老年人中，許多人堅信俄烏戰爭是「歐洲侵略俄羅斯」的結果，因此全力支持普京。這種心態類似於一些中國人對臺灣問題的認知，根源於未變的價值觀。程曉農強調，俄羅斯模式雖優於中國模式，但價值觀的頑固性導致民主化停滯不前。即使有選舉制度，也可能選出新的獨裁者。俄羅斯的轉型揭示了一個悖論：政治變革若無文化基礎的支持，往往流於形式。程曉農進一步指出，俄羅斯的知識份子政黨，如「蘋果黨」，一度憑藉說服力和教育背景獲得支持，但最終因無法提供實際經濟利益而消亡。選民更看重「誰給錢，誰得票」，這反映出轉型國家中理想主義與現實利益的衝突。

相比之下，中國模式被程曉農視為「最壞的結果」。他分析，中國在經濟改革上從成功走向失敗，政治改革則堅決不做，最終可能導致政權垮臺。但即便如此，老百姓的價值觀念難以根本轉變。即使引入選舉，也很可能選出獨裁者。

中國經濟寒冬：建築與銀行業危機下的國有企業「集體陣亡」

文昭列出例證，他指出2025年是中國建築行業的「日落十分」，蕭條從民營企業蔓延至國有企業，導致大規模陣亡。他引用新浪網轉載的不良資產研究報告，2025年中國建築行業從業人員下降23%，技術工人缺口達500萬。這意味著約上千萬人失業，與2022年上半年4174萬從業人員的基數相比，裁員比例超過20%。文昭解釋，這種下降並非單純過剩，而是結構性問題：小包工頭消失，體力勞動機會銳減；大型承包商負債嚴重，回款困難，導致技術工人流失。儘管在建工程需收尾，已建工程需維修，但技術工人失業嚴重，行業品質倒退。文昭警示，這不僅引發失業潮，還可能導致工程質量下降和爛尾樓增多，威脅城市居民生命安全。他以香港鴻福苑火災為例，指出高層大樓使用20年後進入維修密集期。中國2000年代初房地產爆發期建成的樓宇，2026年起將陸續面臨類似問題。若建築材料不過關或偷工減料，問題將提前爆發。文昭強調，建築行業頭部企業利潤率僅2%，新房開工面積同比下跌10%，與房地產投資下降一致。由於資質審批受行政主導，頭部企業多為國有，如省級和市級國企。

2025年倒閉的有17家知名建築企業，大多有國資背景，包括合肥建工集團（67年歷史，被恆大拖欠工程款，資產127.3億、負債162.3億，進入破產重整）、江蘇建工集團（職工從9000人剩91人，被恆大拖欠上百億）、西安建工集團（西北雙特級資質，被綠地拖欠，裁員80%）、上海建工集團（上市國企，發明「西崗」待崗模式，暫未違約但岌岌可危）。其他如廣西建工、天津建工等也在陣亡名單。文昭分析，這些企業倒閉模式類似：開發商欠款拖累，高槓桿負債，小承包商追債，幾方拉扯下分屍。行業生態不健康，項目稀缺與產能過剩矛盾突出，早於爆雷已捲得很厲。省級建築公司僅100家以內，卻有十幾家陣亡，遠高於民營企業比例，預示行業災難。文昭指出，建築央企如中建、中鐵建等暫未陣亡，但從事基礎設施，受固定資產投資冷卻影響，日子難過。省級以下國企陣亡加劇地方財政惡化，員工社保成額外負擔。

在銀行業危機上，文昭的分析進一步深化中國模式的困境。他指出，中小銀行數量加速減少：2024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4295家，比2023年減少195家；2025上半年再降225家，全年估計400-500家。這些主要是城商行和農商行，被大銀行兼併以稀釋不良貸款、增強抗波動性。文昭視此為事實破產，2024年後14%-15%銀行已破產，對標美國大蕭條1930-1931年（3000家倒閉）或韓國1997年底狀況。但中國行政控制強，通過兼併和消息管制延緩危機爆發。大銀行吸收風險，但中小銀行風險源於地方政府干預：發起人為當地政府，企業易受左右，放貸支持大拆大建，形成壞賬，本質是地方債一部分。他批評，這種兼併僅稀釋不良率，拉低整體利潤，未解決根本。最佳方式是局部引爆，如包商銀行在包頭爆雷，侷限傷害。但中共集權體制下，地方失信視為中央失信，無法分權處理，如美國底特律財政破產僅限本地。早期爆雷如河南村鎮銀行獲關注，後進入信息黑箱，危機深化。

價值觀變革與既得利益阻力：轉型成功的核心障礙

程曉農認為，中國轉型的難點在於長期共產黨統治的遺產。這種統治往往通過「革命」強加於民眾，導致價值觀扭曲。像東歐國家那樣被蘇聯紅軍佔領的經歷，激發了當地人民的反感，從而推動徹底變革。但在中國，價值觀的轉變需要漫長過程，不能一蹴而就。程曉農以德國為例，東德的教育體系塑造了如默克爾這樣的領導人，其價值觀雖不承認共產主義，但行為中仍可見痕跡。這說明，共產黨統治的時間越長，其負面影響延續越久。程曉農形象地比喻：共產黨統治多少年，轉型後就會在同樣長度的年份裡過著「憋悶的生活」。這不是經濟上的崩潰，而是文化和社會的長期壓抑。文昭的觀點印證此點，中國經濟寒冬不僅是失業和破產，更是體制性問題：地方政府甩鍋中央，大銀行兜底風險，延緩但未根治危機。這反映價值觀未變，既得利益主導，改革阻力巨大。

在價值觀變革方面，程曉農視其為民主化的核心。他指出，如果價值觀未變，民主形式（如選舉）也無濟於事。東歐少數國家如波蘭和捷克的成功，得益於對共產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強烈反感。這些國家能「清除乾淨」舊遺產，實現較為順利的民主化。但程曉農強調，這種模式是「特殊的」，無法普及。多數共產黨國家缺乏這種反感基礎，導致轉型路徑曲折。他警告，那些將轉型想像成「一步登天」的人，是在自欺欺人。海外人士尤其不應抱有「輪到我上臺」的幻想。程曉農分享親身經歷：在俄羅斯，他親耳聽到當地人對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蔑視。儘管索爾仁尼琴著有《古拉格群島》，被視為英雄，但其思想在轉型後的俄羅斯顯得落伍和僵化。類似地，海外中國人若期望回國掌權，往往是「白日做夢」。程曉農認為，身在海外的人缺乏本土既得利益的糾葛，能更客觀分析，但本土民眾的想法因身份、年齡和利益而異。

既得利益群體是另一大阻力。程曉農分析，在共產黨國家，退休公務員等受益者傾向維護現狀。他們每月領取高額養老金（如1萬多元），能養活兒孫，因此對變革持牴觸態度。普通民眾則更關注實際利益，而非抽象的自由民主理想。程曉農舉例，農村老人每月僅領100元養老金（還可能被村幹部扣除），其對政權的「好感」僅剩傳統記憶。若養老金提高到城市水平，他們的態度會截然不同。這種「相對感覺」導致不平衡和不滿，但多數人並非憑理想生活，而是優先考慮吃飯和生存。即使追求理想，也需帶來經濟利益，否則易被視為「政治騙子」。程曉農指出，轉型需妥善處理這些群體的訴求，否則改革難以為繼。文昭補充，建築和銀行業危機放大此問題：失業工人、技術流失、銀行兼併均涉及既得利益調整。政府應支持行業轉型，提高工人技能，確保工程質量；加強財政和銀行監管，防止地方債蔓延；企業調整策略，尋求新機遇。整體，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需政府、企業、公眾合力渡過，實現可持續發展。

程曉農與文昭的觀點引發廣泛討論。一些學者贊同其現實主義視角，認為轉型需漸進式推進，避免激進變革帶來的亂局。但也有批評者認為，這低估了民眾覺醒的潛力，尤其在數字化時代，信息傳播可能加速價值觀轉變。文昭的預測更具體，警告2026年經濟將雪上加霜，國有企業陣亡信號需警惕。二人的分析提醒我們，共產黨國家的最終結局並非注定，而是取決於路徑選擇和內部動力。中國作為典型，其經濟寒冬有可能成為轉型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