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6进入寒冬 专家谈共产党国家结局(图)

中国银行业面临危机（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2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亭综合报道）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演变的当下，共产党国家的转型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知名经济学家程晓农在一次政经点评中，深入剖析了共产党国家的最终结局。他以历史案例为镜，指出这些国家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差异性和挑战性。程晓农强调，转型路径的多样性、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是决定结局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海外自媒体大V、时评人文昭则聚焦中国经济2025年末的严峻形势，预测国有企业将面临“集体阵亡”，并展望2026年经济走势。文昭的观点以建筑行业和银行业的寒冬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共产党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从小国到大国的历史镜鉴

程晓农的分析源于对多个共产党国家转型经验的总结。他将这些国家的结局归纳为三大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改革失败型”、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主动民主化但价值观未变型”，以及少数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捷克的“彻底价值观变革型”。这些模式揭示了共产党国家在摆脱专制遗产时的复杂性。文昭的观察则从微观经济层面补充，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失败的深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倒闭预示着更广泛的危机。这与程晓农的中国模式高度契合，即经济从成功走向失败，政治改革不彻底，最终导致政权动荡。

首先，程晓农以阿尔巴尼亚为例，阐述小国转型的独特路径。作为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小国，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代初共产党政权解体后，转向温和的民主派政权。尽管经历了多次权力更迭，但并未出现新的政治强人或暴政。程晓农分析，这得益于其加入欧盟的机遇。欧盟的补贴机制如同一个“大锅饭”，为成员国提供经济援助。阿尔巴尼亚作为人均GDP较低的国家，每年从欧盟富国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经济压力，确保了基本民生。然而，这种“好处”并非没有代价。程晓农指出，阿尔巴尼亚登记人口约600万，但实际常住人口仅剩300多万，主要为老人和儿童。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到欧盟国家打工。这与一些中国西部省份的“空心化”现象相似，导致国内社会结构失衡。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阿尔巴尼亚儿童流落到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成为职业小偷团伙的成员。这些12-13岁的孩子往往男孩女孩搭配，女孩负责吸引游客注意力，男孩则从背后偷窃护照和钱包。这种现象已成为欧盟城市的安全隐患，也反映出转型国家在社会治理上的短板。程晓农认为，阿尔巴尼亚的结局“好坏参半”：虽无足轻重，但依赖外部援助的模式难以复制，且人口外流凸显了转型的隐忧。

转向大国层面，程晓农以俄罗斯为典型，剖析共产党大国转型的困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量苏联文化遗产，成为一个“缩小版的苏联”。尽管经历了主动的政治民主化，但程晓农认为，这并未彻底摆脱专制阴影。俄罗斯人仍偏好威权领导，如普京的长期执政。近期法国电视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老年人中，许多人坚信俄乌战争是“欧洲侵略俄罗斯”的结果，因此全力支持普京。这种心态类似于一些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根源于未变的价值观。程晓农强调，俄罗斯模式虽优于中国模式，但价值观的顽固性导致民主化停滞不前。即使有选举制度，也可能选出新的独裁者。俄罗斯的转型揭示了一个悖论：政治变革若无文化基础的支持，往往流于形式。程晓农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政党，如“苹果党”，一度凭借说服力和教育背景获得支持，但最终因无法提供实际经济利益而消亡。选民更看重“谁给钱，谁得票”，这反映出转型国家中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的冲突。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被程晓农视为“最坏的结果”。他分析，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从成功走向失败，政治改革则坚决不做，最终可能导致政权垮台。但即便如此，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难以根本转变。即使引入选举，也很可能选出独裁者。

中国经济寒冬：建筑与银行业危机下的国有企业“集体阵亡”

文昭列出例证，他指出2025年是中国建筑行业的“日落十分”，萧条从民营企业蔓延至国有企业，导致大规模阵亡。他引用新浪网转载的不良资产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下降23%，技术工人缺口达500万。这意味着约上千万人失业，与2022年上半年4174万从业人员的基数相比，裁员比例超过20%。文昭解释，这种下降并非单纯过剩，而是结构性问题：小包工头消失，体力劳动机会锐减；大型承包商负债严重，回款困难，导致技术工人流失。尽管在建工程需收尾，已建工程需维修，但技术工人失业严重，行业品质倒退。文昭警示，这不仅引发失业潮，还可能导致工程质量下降和烂尾楼增多，威胁城市居民生命安全。他以香港鸿福苑火灾为例，指出高层大楼使用20年后进入维修密集期。中国2000年代初房地产爆发期建成的楼宇，2026年起将陆续面临类似问题。若建筑材料不过关或偷工减料，问题将提前爆发。文昭强调，建筑行业头部企业利润率仅2%，新房开工面积同比下跌10%，与房地产投资下降一致。由于资质审批受行政主导，头部企业多为国有，如省级和市级国企。

2025年倒闭的有17家知名建筑企业，大多有国资背景，包括合肥建工集团（67年历史，被恒大拖欠工程款，资产127.3亿、负债162.3亿，进入破产重整）、江苏建工集团（职工从9000人剩91人，被恒大拖欠上百亿）、西安建工集团（西北双特级资质，被绿地拖欠，裁员80%）、上海建工集团（上市国企，发明“西岗”待岗模式，暂未违约但岌岌可危）。其他如广西建工、天津建工等也在阵亡名单。文昭分析，这些企业倒闭模式类似：开发商欠款拖累，高杠杆负债，小承包商追债，几方拉扯下分尸。行业生态不健康，项目稀缺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早于爆雷已卷得很厉。省级建筑公司仅100家以内，却有十几家阵亡，远高于民营企业比例，预示行业灾难。文昭指出，建筑央企如中建、中铁建等暂未阵亡，但从事基础设施，受固定资产投资冷却影响，日子难过。省级以下国企阵亡加剧地方财政恶化，员工社保成额外负担。

在银行业危机上，文昭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中国模式的困境。他指出，中小银行数量加速减少：2024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4295家，比2023年减少195家；2025上半年再降225家，全年估计400-500家。这些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行，被大银行兼并以稀释不良贷款、增强抗波动性。文昭视此为事实破产，2024年后14%-15%银行已破产，对标美国大萧条1930-1931年（3000家倒闭）或韩国1997年底状况。但中国行政控制强，通过兼并和消息管制延缓危机爆发。大银行吸收风险，但中小银行风险源于地方政府干预：发起人为当地政府，企业易受左右，放贷支持大拆大建，形成坏账，本质是地方债一部分。他批评，这种兼并仅稀释不良率，拉低整体利润，未解决根本。最佳方式是局部引爆，如包商银行在包头爆雷，局限伤害。但中共集权体制下，地方失信视为中央失信，无法分权处理，如美国底特律财政破产仅限本地。早期爆雷如河南村镇银行获关注，后进入信息黑箱，危机深化。

价值观变革与既得利益阻力：转型成功的核心障碍

程晓农认为，中国转型的难点在于长期共产党统治的遗产。这种统治往往通过“革命”强加于民众，导致价值观扭曲。像东欧国家那样被苏联红军占领的经历，激发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从而推动彻底变革。但在中国，价值观的转变需要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程晓农以德国为例，东德的教育体系塑造了如默克尔这样的领导人，其价值观虽不承认共产主义，但行为中仍可见痕迹。这说明，共产党统治的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延续越久。程晓农形象地比喻：共产党统治多少年，转型后就会在同样长度的年份里过着“憋闷的生活”。这不是经济上的崩溃，而是文化和社会的长期压抑。文昭的观点印证此点，中国经济寒冬不仅是失业和破产，更是体制性问题：地方政府甩锅中央，大银行兜底风险，延缓但未根治危机。这反映价值观未变，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阻力巨大。

在价值观变革方面，程晓农视其为民主化的核心。他指出，如果价值观未变，民主形式（如选举）也无济于事。东欧少数国家如波兰和捷克的成功，得益于对共产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反感。这些国家能“清除干净”旧遗产，实现较为顺利的民主化。但程晓农强调，这种模式是“特殊的”，无法普及。多数共产党国家缺乏这种反感基础，导致转型路径曲折。他警告，那些将转型想象成“一步登天”的人，是在自欺欺人。海外人士尤其不应抱有“轮到我上台”的幻想。程晓农分享亲身经历：在俄罗斯，他亲耳听到当地人对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蔑视。尽管索尔仁尼琴著有《古拉格群岛》，被视为英雄，但其思想在转型后的俄罗斯显得落伍和僵化。类似地，海外中国人若期望回国掌权，往往是“白日做梦”。程晓农认为，身在海外的人缺乏本土既得利益的纠葛，能更客观分析，但本土民众的想法因身份、年龄和利益而异。

既得利益群体是另一大阻力。程晓农分析，在共产党国家，退休公务员等受益者倾向维护现状。他们每月领取高额养老金（如1万多元），能养活儿孙，因此对变革持抵触态度。普通民众则更关注实际利益，而非抽象的自由民主理想。程晓农举例，农村老人每月仅领100元养老金（还可能被村干部扣除），其对政权的“好感”仅剩传统记忆。若养老金提高到城市水平，他们的态度会截然不同。这种“相对感觉”导致不平衡和不满，但多数人并非凭理想生活，而是优先考虑吃饭和生存。即使追求理想，也需带来经济利益，否则易被视为“政治骗子”。程晓农指出，转型需妥善处理这些群体的诉求，否则改革难以为继。文昭补充，建筑和银行业危机放大此问题：失业工人、技术流失、银行兼并均涉及既得利益调整。政府应支持行业转型，提高工人技能，确保工程质量；加强财政和银行监管，防止地方债蔓延；企业调整策略，寻求新机遇。整体，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需政府、企业、公众合力渡过，实现可持续发展。

程晓农与文昭的观点引发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赞同其现实主义视角，认为转型需渐进式推进，避免激进变革带来的乱局。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低估了民众觉醒的潜力，尤其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可能加速价值观转变。文昭的预测更具体，警告2026年经济将雪上加霜，国有企业阵亡信号需警惕。二人的分析提醒我们，共产党国家的最终结局并非注定，而是取决于路径选择和内部动力。中国作为典型，其经济寒冬有可能成为转型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