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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一個計畫生育國度的複雜困境(圖)

 2024-09-11 21:1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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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
2022年5月12日,浙江省臺州市一家醫院護士在護理新生兒。(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9月11日訊】一輛黑色的奔馳車停在酒店樓下。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每天固定坐這輛車,被送到到一個裝修精美的LOFT裡,打排卵針,做陰超,持續數日,直至醫生判斷她們的卵泡已經成熟,可以手術取卵

看到新聞曝光號稱「中國北方最大的代孕實驗室」後,GIGI覺得,她當時去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實驗室。從她體內取走的卵子,應該也進入了代孕環節。

GIGI今年25歲。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從未對人提起的隱秘經歷。這個選擇,使她獲得了四萬五千元人民幣的酬勞,成為她在上海立足的「啟動資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如今正在尋找留學美國的機會。

但在新聞面前,她是「堅決抵制」和「代孕入刑」的無條件支持者。

近兩週過去,新聞所曝光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僅發布了一條簡短的通報:「針對網傳該市某生物公司開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中國女權主義者、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指出,地方衛健委所能依據的法規,僅是中國衛生部在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一條沒有匹配懲罰機制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畫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這只是衛生部頒布的一個管理辦法,依法依規,最後可能也只是一個非法行醫的定性。」她對自由亞洲電臺分析,「而且衛生部頒布的管理辦法,也管不到醫院和醫務人員以外的地方。」

飄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權利、單薄的法律規定,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的喪失,在這個曾倡導計畫生育的國家裡,代孕正處於一個極為複雜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學生兼職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報警。但警察告訴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這條信息時,她即將畢業,想去上海。她需要買車票、租房子以及幾個月的生活費。GIGI說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也去世了,從小到大,她從沒有在經濟上獲得過來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時我覺得,這是我僅有的選擇。」

通過微信,中介問了她身高、體重、愛好、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後,給了她一個價格:四萬五。「最重要的是學歷,我是本科學歷。」

三週之後,中介通知她有買家了,需要在線面試。

買家只有聲音,GIGI需要開攝像頭。買家尤其關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試就失敗在這裡。對方聽說她爺爺和奶奶均在六十歲左右去世後,拒絕了。「中介告訴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實話實說。」於是,第二次面試時,GIGI的回答變成了:全部家庭成員都健在。

她通過了。

中介給她買了去上海的機票,帶她在上海的正規醫院做了體檢。在這裡,她唯一一次見到了買家。「30多歲的女性,挺白的,說話很溫柔,感覺很有文化。」對方很滿意,尤其讚賞GIGI1米70的身高。

體檢結果一切正常,這個巨大的鏈條正式啟動了。

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被安排住進了酒店。女孩們不避諱地討論起價格。她回憶,其中一個非常漂亮,5萬;另一個只有大專學歷,3萬。但她們「捐卵」的目的讓GIGI有些吃驚:一個是想去整容;另一個,只是想去三亞旅遊。

黑色奔馳車每天接送她們往返於酒店和「實驗室」,這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有護士,醫生,營養師,手術看起來專業而正規。從手術中甦醒後,GIGI感到小腹脹痛,之後幾天,她迅速消瘦,沒有食慾。所幸很快又恢復了。不幸的是,另一個女孩取卵後出現了嚴重的腹水現象,在酒店裡連續輸液三天,才勉強康復。

「可能我碰到的這個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們要保證我們身體沒什麼問題,才讓我們離開。」GIGI向自由亞洲電臺回憶,「後來還會在微信裡問我身體怎麼樣了,也許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買家

GIGI後來還是刪掉了他的聯繫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應該是誰入刑」時,GIGI覺得,第一是買家——儘管她對那位買家印象不錯,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中介排第二,因為他們賺到了錢。

但在美國GSHC代孕中心創始人申佳看來,許多「買家」也是受害者。這家創辦於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個月接待一百餘個諮詢家庭,來自中國的約佔六成。

申佳說,與外國客戶相比,中國「買家」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群體:失獨家庭,或在中國放開生育政策後,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條件已經無法滿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當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體。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報導,2023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約為18.2%,另一個被廣泛傳播的數字是約涉及5000萬人。

但申佳說,不孕不育在中國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很多可以通過治療改善而無需代孕。反而是失獨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開後,希望再生育的人,由於自身年齡較大,不具備孕產的條件,成為了代孕的「剛需」群體。

至於因為害怕影響事業而選擇代孕的明星群體,申佳說:有,但非常少。

從本科到博士後,從北大清華到加州理工,申佳學的都是藥理學。直到有個中國朋友委託她在美國尋找代孕幫助,她轉了行。

聽到「代孕入刑」的說法後,申佳說,「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你怎麼能夠去批評別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類受中國生育政策影響的群體,無法估計數量。同樣無法預估的,還有同性戀群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為,至少將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討論的。「畢竟他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為什麼不能提供多一個選擇?」

但在上官正義——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來,這個口子一開,勢必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代孕一定會帶來倒賣出身證明,一定會帶來販賣嬰兒」。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斬釘截鐵地說。

上官正義是個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願者,在網路上追蹤拐賣兒童線索時,發現了代孕產業鏈,臥底了上百個微信群後,終於揭開了層層面紗。青島地下代孕實驗室,就是他向媒體提供的線索。

販賣是一步步演變的。上官正義舉例說:你想要一個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兩個胚胎,最後兩個都活了,要麼,你再掏七十萬買下第二個,要麼,中介「送」掉第二個,有償。

申佳認為,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國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帶來的是准入機制,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如果所有環節都沒有標準和規範,在金錢的誘惑下,一定會發生變異。她說,在美國,不可能發生為了保證成活率而植入多個胚胎的事情,「因為首要因素是保證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後果是增加風險」,這是違反操作流程和規範的。

如果委託方最後無法撫養孩子,在美國成熟的收養機制下,也能夠為孩子找到一個收養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這樣的例子。代孕媽媽在孕29週時發生了一點意外,申佳判斷,這個意外帶來嚴重後果的風險不大。但委託方在情感上無法接受孩子出生後還可能需要手術,希望終止妊娠。但這對申佳和代孕母親來說,也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最終,是美國這套「收養制度」使三方達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現在,申佳為這個努力感到欣慰,因為「孩子大概率是沒有問題的」。

李思磐則說她有點「騎牆」。她認為代孕有很多倫理問題,同時,她覺得中國社會應該增加更多調劑手段,比如領養,比如放棄血緣上的執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規醫院的生殖輔助中心,看看另一個真實的女性世界。「許多中國女性為了生育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醫院,吃藥,打針,用盡一切辦法,那麼卑微,那麼無可奈何。」

「我想說的是,多數中國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養育。如果我們全面禁止一個事情的目的是保護女性,我們是否想過,事實上的結果可能是什麼?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這場討論中,這些女性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和考量。」

賣家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國女性可能面臨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貧窮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備了生育能力,就會淪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僱主的挑選。

「在資本的刺激下,會使更多的人鋌而走險。」一個名為「新洞察」的自媒體寫道:「家庭條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沒錢娶老婆?你當姐姐的去代個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賭不掙錢,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給老子掙錢!」

這個場景使GIGI感到恐懼。「你知道嗎?湖北有一個代孕村,村裡的婦女被丈夫、婆婆逼著出去做代孕賺錢。」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實驗室所在省——山東電視臺曝光的。但多數受訪者面對鏡頭時都表示這是自願的。

一位姓練的老太太介紹,種田掙不到錢,而代孕來錢又多又快。她的女兒、兒媳婦都靠「生孩子」賺到了錢。兒媳婦已經四十五六歲了,她怕有危險,「但媳婦自己想要生,沒辦法」。

《中國新聞週刊》在2017年的代孕調查中,也講述了一位代孕媽媽的經歷。她只有初中畢業,每月打工只有兩三千塊錢。丈夫跑運輸欠了債,聽說代孕後,她動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個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後,她用代孕賺的20萬,還了債,蓋起了新房。沒錢裝修?這次丈夫沒有反對。她出來時,還帶上了幾個村裡的姐妹。

網友的預測雖然誇張,但張菁說,代孕媽媽的自願中確實也有一種無奈。「這個社會給女性提供的機會是不夠的,但支撐家庭的責任仍然落在了每個已婚女性身上。我們試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如果務農的收入足夠,這些農村女性是不是還必然會做出這種‘自願’的選擇?可能是不會的。」

即便是真實的「自願」,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風險。申佳說,「在這麼長的孕育時間裏,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從保護代孕媽媽的角度來說,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規範這個漫長鏈條的所有細節。比如:如何保證代母能按約定拿到酬勞;懷孕過程如果發生意外,代母的醫療費用由誰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體損害,應該如何賠償;如果孩子生產後發生了問題,又應該由誰來說費用……

「如果我們無法完全在中國禁止代孕,與其一邊喊反對,一邊忽略所有細節,不如將這些可能產生糾紛的環節全部提前規範好。」申佳說。

GSHC普通代孕的價格中位數是十四萬美元,約有一半將成為代孕媽媽的補償費,放在由律所掌握的託管賬戶裡,在整個代孕的過程中按合同分階段支付。另一個避免糾紛的手段,是為代母及新生兒購買全方位的保險,包括醫療、切除器官、人壽等。

而這些舉措,在一個無法公開討論、也不能從法律角度規範的環境裡,無法強制實施。

自由亞洲電臺試圖聯絡多家自稱地處中國的代孕機構,瞭解其運作過程,以及如何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效保護代孕媽媽及新生兒的權益,均沒有獲得回應。

複雜的輿論場

在李思磐看來,對代孕這樣複雜問題的公共討論顯然不夠:到底應該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還是全部合法化,其實有非常多的層次的。

而網路發聲是有門檻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數據,微博平臺用戶中,90後和00後佔比接近80%,女性用戶顯著多於男性用戶,主要生活在北上廣深及東部沿海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她們顯然不會成為代孕媽媽,也沒有生兒育女的固有觀念。相反,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秉持著是不婚不育的觀點。

「我當然認為代孕是對貧窮女性的一種剝削,會使女性子宮成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說,「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權更多的國家暴力,國家很可能會加倍地行使這個權利,我覺得那是更可怕的。本來資本和權力都應該批判,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只知道資本是應該批判的。」

這個場景曾在鄰國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將代孕視為買賣人口,買賣同罪。委託方——許多是中國同性戀——被判刑入獄,數十名代孕媽媽也因販賣自己所生的嬰兒被捕。獲得緩刑的條件是媽媽們必須撫養孩子。這些本來渴望通過代孕擺脫經濟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離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國南方一家著名的報業集團工作十餘年,2017年後,中國女權運動受到壓制,言論空間緊縮,她選擇去學校教書,低調地生活,疫情後,又到了美國。在她看來,中國對公共言論的管控,對民間力量的壓制,以及社交媒體平臺為了避免危險,有目的地扶持消費、娛樂、搞笑等內容,使得在公共空間理性討論問題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態,都是情緒」,後果則是輿論的極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達,甚至從內容中獲得名望和經濟利益的人聲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體關注的弱勢人群的聲音,卻因為新聞業的式微和社交媒體的篩選機制而更加聽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與代孕相關的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已經23年未變了。

張菁認為,中國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於「沒有把人的個性和多樣性放在第一位」。「他們希望的是,讓你生你就生,不讓你生你就別生,不要提什麼額外的要求,這其實才是對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則擔心:「這樣熱鬧的討論,如果最終指向不是推動政策和制度的改變,只是變成一部分女性對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責和傷害,那真是太遺憾了。

25歲的GIGI有時確實感到混亂。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過去的經歷,她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剝削。「他們照顧我們還照顧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著錢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沒什麼感覺。」

她支持保護女性的生育權,但當女性選擇代孕時,她又有些「恨鐵不成鋼」:為什麼一定要生?也可以選擇不生!

如果以現在的年紀再回到當時,GIGI說肯定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但她又強調,這個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就是一個那麼幼稚的小姑娘,思考問題不成熟,身邊連一個可以商量的人都沒有。」

她提到,同時「捐卵」的另一個女孩也是父母離異,和奶奶相依為命,她說那種感覺很「孤單」:周圍的朋友,大多有溫暖的家庭,家庭有穩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為孩子的夢想買單,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換取同情,「感覺這個選擇也是一種獨立」。

那麼,現在的GIGI,會覺得過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種人嗎?她說,她要想想。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二審宣判。經過了三年兩輪審判,原告徐棗棗敗訴,她要求北大婦產醫院提供凍卵服務的請求,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這也招來不少冷嘲熱諷:你為什麼要凍卵,是不是想著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過去,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仍未公布,公眾的關心正慢慢降溫。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後,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產業鏈仍然在肆意運行,這似乎在宣告另一種形式的‘合法’……我們又能怎麼辦?」中國綜藝奇葩說辯手詹青雲在微博上寫道,「有時我看得見希望,有時看不見。」

記者朱麗葉:應本人要求,GIGI為化名。

自由亞洲電臺原文鏈接:《代孕:一個計畫生育國度的複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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