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獨家專訪朱虞夫：我相信越是黑暗，我們離天亮越不遠了(圖)

2024年8月2日，朱虞夫和妹妹在位於洛杉磯的家中。（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木林拍攝）

【看中國2024年8月9日訊】洛杉磯，臺北—中國浙江知名異議人士、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的朱虞夫7月底從日本抵達美國洛杉磯。8月2日，他在家中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講述了他作為一名政治犯三次入獄16年服刑期間所遭受的種種非人的待遇。他堅信，只有個人的人權得到聲張，個人的尊嚴得到尊重，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正常、合理的社會。他還表示，「我相信越是黑暗，我們離天亮越不遠了。」

現年71歲的朱虞夫畢業於杭州教育學院中文系，曾在杭州植物園和江干區房管局等地方任職，1978年投身杭州民主牆運動，是發起人之一。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工作，被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和全國籌委會籌委。1999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七年。2007年再次被捕，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因公開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再次被捕，再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7年，2018年出獄。他在獄中曾遭獄警施暴，引發外界包括美國國會議員的強烈關注。2017年，他獲得了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劉曉波寫作勇氣獎」。他出獄期間也一直受到監視，直至2023年底被查出胃癌晚期，才被允許前往日本接受治療。他在2月到了日本，7月底拿著美國的簽證來到加州的洛杉磯。

一生三次入獄，坐了16年的「牢中牢」

朱虞夫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在獨裁政權下面，作為一個政治犯受到的迫害是難以想像的。

「我坐牢的時間很漫長，在裡面每天24小時有重刑犯和暴力犯組成的包夾小組監視、折磨我，用一些流氓對付反革命的上不得場面的做法。誰到了我這裡，只要把他的獸性肆意發揮，就能得到獎勵和減刑，」他說。

朱虞夫稱，在他第一次在浙江省第六監獄服刑期間，在專門負責牢犯改造的副監獄長蔡文光的授意下，他被安排在嚴管組裡實行嚴管，每天要靜站、靜坐，每次一站、一坐就是兩個小時，站的時候對著牆壁一動不動。

「由於站的時間太久，有一次我突然仰面倒下，頭正好撞到桌子上，這個桌子都翻了，人也昏過去了。當時他們很害怕，把靜站改成每天靜坐四次，每次2個小時，2個小時中間原地活動半個小時，坐在25公分的塑料凳子上，高度類似小孩在幼兒園坐的小凳子，凳面上有凸起的彫刻的籐編圖案，」朱虞夫說。

他回憶說，夏天穿著薄薄的褲子坐在這種凳子上面一動不能動，手要放在膝蓋上，腰要挺起來，要坐得很正。如果你稍微腰彎一點，監獄裡的重刑犯人就會來折磨他。

他說：「當時包夾小組有一個重慶的搶劫犯劉濤，手段非常殘忍。他說自己的父親他都打，把我弄死了就是病死了，死了白死這個地方沒人知道，因為監獄規定任何犯人不能靠近嚴管我的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屬於‘牢中牢’。人坐在和凳子接觸的籐編圖案上，先是痛，之後就麻木了，我想動一下，換一點位置，劉濤上來用手勒住我的脖子，用膝蓋頂住我的腰，兩隻手猛的往後面一掰，我衣服最上面的兩顆釦子啪啪就飛出去了，當時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朱虞夫說，當時他過了很久才醒過來，醒過來以後繼續坐，直到晚上。結束之後他想洗個澡，內褲根本脫不下來，衣服已經和皮肉粘連在一起了，只能連皮帶肉扯下來，痛徹心扉。第二天帶著傷接著坐，整個屁股都爛掉了，就這樣整整坐了三個月。

「前幾天我看到有人坐禪，就會想到監獄的生活。除了靜站、靜坐和毆打，還吃不飽、不讓睡……包夾小組的另一名成員周楠，是浙江省紹興市嵊縣人，因走私摩托車進監獄，是個關係戶。這個人非常毒辣，存心想整死我，當時包夾小組分白班、中班、晚班，24小時輪崗。白天白班盯著靜坐，中班睡覺的時候看著我，只准我朝一面睡，不能翻身。我實在被折磨的筋疲力盡，頭挨著枕頭就睡著了，周楠只要看我一睡著就過來把我推醒。我問他：幹什麼？他說：安全檢查。他坐在旁邊，發現我睡著了，就把我推醒，他的中班結束了，晚班來的時候他交接說：不要讓他睡，看他睡著了就把他推醒……」朱虞夫說。

朱虞夫提到，萬般無奈下，他開始絕食，整整絕食了13天。第13天晚上他因絕食而昏倒，之後被送去醫院搶救。

監獄裡很腐敗，但也有良心未泯的警察

他還提到了監獄管理人員的腐敗。

「時任四監區管改造的副監區長楊茂盛示意勞改犯把飯偷偷倒掉，屆時絕食死掉之後，他就報上去我是病死的。因為楊茂盛背後是一個網，他主抓的事情其他人不敢插手，得罪他一個人，意味著得罪他背後所有人，所以監獄裡腐敗的一塌糊塗，」朱虞夫表示。

他說，犯人在那個監獄裡吃的都是發霉的米。

「共產黨的司法完全是一種法西斯的做法，不是現代文明的做法，只要你坐牢就是敵我矛盾，勞改犯的生活非常悲慘，他們到菜市場買的都是最便宜的米，蔬菜都是爛掉的，每天吃的都是發霉的米，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非常不妙。蔬菜種植的時候是用人糞澆灌，監獄買來馬虎沖洗後直接煮，煮好打給我們吃，土豆皮上連著泥，包菜上面還有衛生紙，可是你沒辦法不吃，有時候把衛生紙拿掉硬著頭皮再吃，過了一會兒又把衛生紙翻出來，這個時候其實心裏是沒辦法接受的……」朱虞夫說。

第二次坐牢時朱虞夫被關進浙江省第二監獄。他說，在這裡也是天天吃發霉的米。他提出要去別的監獄，但沒有得到同意。

不過，他說，在他前前後後16年的坐牢過程中，有很多犯人，甚至是警察因為他的勇氣和精神而對他產生同情和關照，但他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因為會毀了他們的前途。

他說：「作為一個政治犯，如果這個警察是一個堂堂正正、有良心、有道德的人，都會從心裏產生敬佩，他可以表示出來，也可以不表示出來，可是從他們的行為上，可以感受到善意」。

美國之音無法獨立核實朱虞夫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他在監獄中所經歷的人和事，但其他在中國坐過牢的異議人士也提到了類似的遭遇。中國當局不承認中國存在政治犯，而是強調「依法治國」。2021年，中共中央印發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表示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奮力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

出獄後仍受監視，因罹患癌症晚期得以出國

自從2018年出獄以後，朱虞夫說，他一直被軟禁在杭州的家，不能離開杭州，甚至不能從上城區跨過錢塘江到蕭山區，樓道裡有人坐在那24小時監視。

「去年3月份，我在日本的妹妹肺癌晚期，希望能和我見一面。我領了護照和簽證，就在上飛機的前一天，國保大隊趕到我家把我的護照沒收了，說杭州要開亞運會，把我帶離杭州去西安旅遊，緊接著殘疾人亞運會開始，又把我從杭州帶到浙江省南部的旅遊區，」朱虞夫說。

2023年11月2日，住所一直受到監視的朱虞夫聽從朋友的建議通過越南出國。朱虞夫告訴美國之音，他通過頂樓的屋頂，從另外一個樓道下樓，然後驅車1700公里趕到廣西省崇左市寧明縣。樓道監視的國保發現他失蹤後，立刻上報到公安部，當局隨後對全國的邊境進行戒嚴，導致他在離越南邊境1公里的地方被攔截，並被杭州國保帶回杭州，被告知3個月內不能出門。

儘管朱虞夫在12月初收到通知可以出國，但他在年底查出來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在國內做了手術後，於2024年2月2日到日本繼續接受治療。但他妹妹在2023年12月27日去世，未能與她見上最後一面。

除此以外，朱虞夫的兩個孩子也因為他而受到牽連。對此，他感到內疚和自責。

「我的兒子朱昂，邏輯思維非常發達，數學類的獎項經常拿，因為不懂政治他選了浙江大學物理系的材料物理，因為有這個父親，畢業的時候從政審上就通不過，失業了，如今仍孑然一身；我的女兒，對美術和藝術有很高的靈感，在中國美院碩士畢業，和他哥哥一樣，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一直到我第三次出獄，一個叫王建民的老國保跟我講，你女兒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不好，我們國保的領導到教育局去過，讓他們給你女兒安排工作，可是你不肯投降啊。他們把我不肯投降，當作給我女兒找工作的交易籌碼，我當時一聲嘆息，我心裏也有柔軟的地方，或許為了女兒的前途，我當時應該低下頭來……」

朱虞夫表示，他非常感謝美國政府給了他人道主義簽證，讓他與子女在別離一二十年之後重新團聚。

「我以為這輩子是見不到的，我相信這是一個奇蹟。我已經老了，71歲了，病得也很重，在這裡我見到了老朋友，大家敘敘舊，」他說。

為了追求人權與民主，寧願以身試法

儘管朱虞夫認為自己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甚至用「慘不忍睹、一塌糊塗」來形容他的人生，但他還是初衷不改。

他說：「我把中國比如成一個籠子，老百姓和共產黨這頭獅子都在這個籠子裡面，以前一直是靠吃我們的血肉來生存，現在他在那裡裝睡，然後跟全世界說，我們改變了，我們現在民主了，不吃人了。我們就是要去推他一下，你要麼把我們吃掉，我們以身試法，告訴全世界，這個政權的本性沒有改變，讓大家提高警惕，認為這頭猛獸必須消滅，要麼你說的是真的，真的不吃人了，你讓出一點位置，給老百姓一點生存的空間，我們用這樣的方法成立中國民主黨，我們應該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讓大家提高認識」。

朱虞夫說，80年代有朋友出國，回來跟他講：你的觀念和想法以前不理解，現在出國了，到了外面生活，才發現你的價值觀和看法和國外是完全一致的。

他說：「我在國內非常孤立，有人當我是傻子，有人當我是瘋子，因為他們相信的就是共產黨的那一套，而我是從個人、人本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社會，沒有宏大敘事，沒有國家概念、集體主義來掩蓋個人。我覺得，只有個人的人權得到聲張，個人的尊嚴得到尊重，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正常、合理的社會，這樣的國家才是一個正常、合理的國家。」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要控制輿論和隱瞞真相。

「共產黨知道輿論的重要性，一直把美國之音這些國際媒體視為洪水猛獸，不讓你們知道真相，害怕你們知道真相，害怕自己做的見不得人的事情讓別人知道，」他說。

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朱虞夫看來，中國現在的政治生態比之前更差，但這也會帶來機會。

「我跟國內的朋友講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我相信越是黑暗，我們離天亮越不遠了。當代的中國，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死了那麼多人；在沒有任何外力干擾的情況下，窮到民不聊生；中國人向來是勤勞勇敢的，只求耕耘，不問收穫。一旦共產黨把用來維穩的錢花光了，就是這個政權到頭的時間，」朱虞夫表示。

朱虞夫提到，因為自己在監獄裡呆了那麼多年，出來之後也一直被軟禁，已經跟社會隔離許多年了，在這些年裡，他沒有辦法結交新朋友，後來看到了白紙運動，看到年輕人用自己的勇氣表達政治訴求。

「我自己也年輕過，我生活的年代是一個最苦難的年代。我深深的為這個民族擔憂，我像聞一多一樣大喊一聲：這不是我的中華，她應該更好、更人性、更人道，應該把中國人的智慧用到創造方面去，用到造福人類上面去，不應該來危害人類，不應該引進共產主義和法西斯政權。我希望共產黨繼續犯錯、繼續叫板國際社會、繼續倒行逆施、促進自己的早日滅亡，保存一點中國的元氣，給以後的恢復增加一點有利因素，」朱虞夫說。

他表示，他會用餘生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回憶錄，讓後人來評價這段歷史的是與非。

親友慶幸朱虞夫脫離中共折磨

朱小硯是朱虞夫最小的妹妹，已移居美國11年。當她見到哥哥終於出現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時，心中多年的重擔總算放下來。

朱小硯告訴美國之音，她在中國時，因擁有註冊會計師資格，儘管國保老找麻煩，也影響不了她的工作。由於生活優渥，她不曾想過離開中國。

直到2013年初的一次探監，她眼見朱虞夫已被折磨到幾近跛腳，只能攙扶著牆面或由獄警攙扶下，才能行動。她當下決定，必須出國為哥哥求援，否則恐睜睜看著朱虞夫死在獄中，並很可能被官方捏造成「自然死亡」，不得善終。

朱小硯說，她這11年來透過海外民運人士的呼籲和關切，朱虞夫在中國境內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出獄後仍遭嚴密監控，然而，即便家人一再勸他出國，朱虞夫總是拒絕。

朱小硯說：「那個時候，我哥哥(朱虞夫)他就是很拗啊！就不肯聽我一句，就是不想出來。他說，你放心好了，我不怕共產黨，我要把這個牢底坐穿。」

朱虞夫的固執最後因旅居日本的朱家四姊罹患癌症才開始軟化。朱小硯說，在家排行老二的朱虞夫從小跟他這個年紀相近的手足感情最好。為了罹癌的妹妹，朱虞夫幾度申請出國探病，但護照都辦好了，卻在行前被國保無端沒收，直到去年底，四姊病逝，兩人最終天人兩隔，仍未能見上最後一面。

禍不單行，朱虞夫隨後也被確診胃癌晚期，在國內做完手術後，他才在家人力勸下，赴日接受進一步治療。

朱小硯說，今年2月，朱虞夫初抵日本的當天重獲自由時，他長嘆道:「這裡的天那麼高、那麼藍，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惡氣。」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立群也移民美國多年。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憶，與朱虞夫早自1979年就在「天安門民主牆運動中」共事，多年來，看著朱虞夫為中國民主運動受盡折磨。

陳立群說，朱虞夫旅居日本的這半年期間，都還想著回中國，繼續民主事業，但身為朋友，她很慶幸朱虞夫終於輾轉飛抵美國。

陳立群說:「他(朱虞夫)是個拚命三郎，只要他能堅持，都要挺起來說話、做事，但是我還是希望，他能夠先把身體養好，在海外有很多事情好做，而且他一直就是中國民主黨人的精神領袖，只要能夠健康活著，他就一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