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著名的象徵(組圖)

番薯不是臺灣的原生種，卻早被視為在地象徵。（圖片來源：Pixabay）

「好吃的番薯，又甜又便宜，快來買啊！」每隔一陣子，我家門前馬路就會行駛過一臺販售烤番薯的小貨車。相信，這臺貨車沿路的廣播聲，總能激得許多民眾嘴角上揚，再也按捺不住，即刻奔出門購買。父親則三不五時會扛著一袋番薯歸家烘烤，半年下來，想必啃過的番薯早已超過上百顆。番薯就是有如此大的魅力。

番薯可謂是世界性的產物，一般認為是哥倫布在海地發現了它，並將之帶至歐洲，獻給了西班牙王室，由此開展了它跨越各大洲的旅程。番薯在東西方的際遇大不相同。剛抵達歐洲之初，番薯成為了宮廷、上流社會的珍品，但在抵達東方後，卻與普羅大眾、貧困扣連在一起。在十九世紀的臺灣，番薯與社會身分、經濟地位勾連，是一種深富階級涵義的作物。道光十二年稿成、由周璽總纂的《彰化縣志》即點出：「每日三餐，富者米飯，貧者食粥及地瓜，雖歉歲不聞啼饑也。」

雖然番薯不是臺灣的原生種，卻早被視為在地象徵，與臺灣的關係絕對是最最緊密的。近日氣溫飆高，不少新聞就提到正處於「全臺烤番薯」、「熱成烤番薯」的狀態。不少人是打小聽長輩將臺灣人比喻為番薯長大的，對番薯自然而然感覺親切又熟悉，仿似真有親緣關係般。只是，緣分之深，不只因臺灣外觀狀似番薯，更因為臺灣人民大多有番薯經驗。番薯陪伴無數臺灣人度過了艱苦難熬的歲月，讓他們不必苦於糧食難栽難得，不必循環往復的身陷飢餓窘境中。

因為臺灣氣候與土壤等條件適合番薯生長，因此臺南等地在十七世紀中葉就隨處可見番薯了，後續有得鄭成功、鄭經及鄭家軍等等的努力，番薯更是順利的壯大。根據清朝多本方志所載，番薯已遍布整座臺灣。

番薯是臺灣人最常使用的稱呼，它另有蕃薯、甘薯、甘藷、金薯、紅薯、赤薯、白薯、黃梔薯、文來薯、紅苕、地瓜等諸多俗名。文雅的「甘藷」二字，則是其正統的學術名稱，但迄今並未進入臺語發音系統中。透過這些名稱，能進一步探掘番薯在臺灣這四百多年來的傳播歷程或有趣故事。舉例來說，金薯之名，是源自於紀念明朝福建巡撫、第一位在中國推廣番薯的金學曾對世人做出的貢獻，而非指內肉呈現金黃色；地瓜之名，則存在源自福建與源自浙江的兩種說法；特殊的紅苕一名，則是四川發音，意指紅番薯，是由移民帶至臺灣的稱呼。

至於我們有時會在新聞中聽見的「臺農N號」這類編號名，則可追溯至1907年。總督府農業試驗所那時從中國、日本、沖繩、美國等地引進各類番薯品種，以進一步改良臺灣番薯的品種，在歷經多年淘汰選種過程後，於1922年開始了番薯的雜交育種，並以「臺農N號」來為新品種取名。從日本時代至戰後七零年代，番薯產量在全部農作物中，均高居首位，而臺灣更早在十八世紀初就成為番薯的主要輸出地，翻轉了往昔從中國等地輸入番薯的情況。因此臺灣被視為「番薯島」，臺灣人被稱為「番薯囝仔」，可謂實至名歸。臺灣培育番薯的工作迄今仍進行中，且更與在地結合，陸續產出了臺南1號至16號等品種。

只是，在翻閱日本時代的農業相關資料時，僅見米農、茶農、蔗農等稱呼，未見薯農一詞。這是因為番薯的經濟價值較其他農作物來得低，很少農人選擇一整年在農地裡只栽種番薯的。換言之，單一栽種番薯並非主要形式，農人大多拿番薯與其他作物採取「輪作」或「間作」或「糊作」的農作方式。因此，種植番薯這一款便利又靈活的作物的農人，可能是被定義為米農、茶農、瓜農或果農的。

父親則三不五時會扛著一袋番薯歸家烘烤，半年下來，想必啃過的番薯早已超過上百顆。（攝影：yi-hsin/看中國）

如今的番薯價格雖然未達洛陽紙貴的程度，卻也得掏錢購買，方可一嘗其香甜，故難想像長輩口中描述的那個天天啃食便宜到無人問津的番薯的艱困時代。

猶記母親煮飯時，會在白米上放上番薯塊，放入電鍋蒸煮。當一掀鍋蓋，番薯的香甜即瀰漫在空氣中，令人食指大動。可是，眼見孩子專挑飯上的番薯吃時，母親一再老話重提，強調自己幼時吃番薯吃到一看到番薯就滿心懼怕！原來在五六十年代，許多人因為家貧，缺錢購買大量白米餵飽每個孩子，遂將價格令買家無比歡喜的番薯剉成細條，再放到日頭下曬乾，製成了保存期限更加久長的番薯簽。所以，在日日一成不變的吃著煮過後的番薯簽之下，一些老一輩的臺灣人見到番薯總免不了先心驚一回。

幸虧現在的番薯商品多，甚麼地瓜片、地瓜燒、番薯麻糬、番薯圓等等，總有一樣是能讓長輩解解饞，順道藉此遙想過去的艱辛歲月。

縱使如此，相信大家仍不願抹滅番薯最大功勞——最佳的救災糧食。其實，番薯造福的百姓可是多到讓人無法想像。在傳入福建並在官方大力推廣下，番薯快速成為該地的重要糧食，讓地方官得以歡喜上奏，強調番薯的盛產狀況，讓人不憂懼日後爆發飢荒。此外，由於價格遠低於米穀，致使個人在儲備糧食或官方賑災發糧之際，會更願意選擇番薯來度過危機，並省下一大筆費用。加上番薯食用方便，不似其他存糧需要額外耗費人力與時間碾米去殼，就更讓人推崇這一救災效率高的食材了。作為臺灣首任日本總督的樺山資紀還在一次參觀張姓嚮導的華麗家園時，親眼見到這戶人家的儲藏室中堆滿了曬乾的番薯。連曾經企圖在晚清時期於「噶瑪蘭」（現今臺灣宜蘭）建立長駐據點的西方探險家們，也選擇種植番薯與馬鈴薯來一絕糧食困頓問題，好跟當地原住民進行長時間的對抗。

由於臺灣番薯物美價廉，東港還於1970年3月27日爆發一起走私番薯案。四個從中國偷渡來臺的人坦承，已跟人談妥，要購買臺灣的番薯拿去內地販售，以賺取一筆可觀的差價。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臺灣人口少，土地肥沃且盛產稻米，有錢的大地主在吃得起米，甚至是能大吃特吃的情勢下，仍秉持克勤克儉、堅忍不息的精神，將大部分的米賣到中國去，自己吃著白米混合著番薯的番薯飯。正因如此，能在貧脊環境中成長的番薯，給人一種堅忍不拔、不屈不撓、適應力相當強韌的印象。

番薯對我而言，是一個讓母親免於挨餓，但早生抗拒的香甜美食。每每在餐桌上瞧見它，就次次揭露我與母親的世代差異。我們這一輩的衣食無慮，番薯既存的臺灣人早期的生活縮影及歷代意象，自然是難再體會，只能憑藉想像去建構過去充滿辛勤不懈、隱忍不發等古樸精神的臺灣人生活，健康、養身等現代人追求的飲食風格，則化為番薯現今最強的符碼，提醒貪求口腹之慾的大夥兒，理應選擇可口的它的關鍵何在。

除此之外，因為童年時期不時聽見長輩分別拿番薯、芋頭比喻臺灣人與外省人，故更視番薯為可親之物。家中種有番薯、不時吃著番薯與番薯葉，也就是一件再理所當然不過之事了。

不過，進一步深究，我們將會發現，芋頭很早就在繁衍，甚至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它亦成為不少原住民的主食，比起漢人大量遷臺後才逐漸拓展開來的番薯，可謂更適合作為臺灣的象徵物。只是，番薯終究是擊敗了芋頭，奪下了代表臺灣意象的符碼之位。番薯到底是何時開始成為臺灣人的代號呢？

日本時代僅有少部分臺灣人自稱自己是番薯，這主要是因為一些去過中國的臺灣人因臺灣狀似番薯，這才自喻為「番薯仔」，至於臺灣的芋頭在此期間，尚未具有任何符碼，被視為一種植物、食材而已。到了1949年後，才出現大規模將臺灣人稱為番薯，將隨著國民政府遷來臺灣的外省兵，特別是士官長稱為「芋仔」的情況。

根據部分老榮民回憶，外省兵初到金門時，見當地人以番薯為主食，故稱金門或臺灣姑娘為地瓜小姐，並叫體能差的臺灣新兵為番薯，戲稱他們是吃番薯長大，才會土、體能差。因為番薯與芋頭均屬塊莖類作物，臺灣兵自然會稱呼外省兵為「芋仔」來做反擊，其中因素還包括臺灣兵跟外省士官和軍官在諸多方面存在極大差異，故以「芋仔」之稱做出區隔。一開始，這般不帶惡意的戲稱無傷大雅，多限於軍中範疇，但1960年代後，入伍的臺灣人數量增多，在族群逐漸對立的政治事態當中，芋仔、老芋仔之稱逐漸普及，並被賦予了負面意涵。

猶記部分人士對於拿番薯與芋頭這兩樣作物來為臺灣這一塊土地上的人進行劃分，感到不悅，甚至口出惡語。其實，真正認同臺灣，愛惜腳踩的這一片土地，無論祖籍何處、家鄉在哪，相信都不會是產生隔閡的原因。人降生於世，理應懂得飲水思源的道理，切勿吃穿用均在此處，卻又不懂珍惜，樣樣嫌棄。

引用資料

蔡承豪、楊韻平《台灣番薯文化誌》（台北：果實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