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麗媛和中共七常委的「六四」故事(圖)

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圖片來源：六四檔案）

【看中國2024年6月3日訊】1989年4月，在進入經濟改革十年後，中國出現了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呼聲。而後，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抗議活動，震動了共產黨。最終，6月4日士兵和坦克車大舉進入北京，眾多赤手空拳的抗議者和旁觀者在大屠殺中死亡……，而官方稱，「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

類似的謊言，在中共的歷史上，之前有，之後也有。許多明知事實而裝傻的人，混在官場和商界，後來成為紅朝的新權貴。

中共七常委的「六四」時間

善良的人們一直希望中共「平反六四」，但看看中南海高層的更替，在當下習近平主導的中共政治中，看不到任何與「平反六四」相關的可能。現中共高層這批人在「六四」當年的表現，早已注定這一切。

「六四」期間，習近平正主政福建省寧德地區。據官媒披露，習當時積極配合中共中央，阻止了浙江溫州學生跨省到福建搞串聯。第二年，習近平就升為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當時批示道：「第一要認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聽從黨中央指揮；第二要堅決阻止學生入閩（福建）串聯，汽車上的標語更不能進寧德、進福建。」

習近平還要求全區公安機關嚴密注視全區有關動態，做好「維穩」。這種維穩第一的表態，沿續到近些年當局處置種種天災人禍中。比如在武漢大疫爆起之初，習下令防控時也是強調維穩，中共向世界隱瞞了疫情，也導致世界失去了寶貴的早期防控時間。

學運過後，習近平還在1989年7月30日與相關公安見面、合影留念，他再次強調「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聽從黨中央指揮」。和習近平隔年陞官相比，當時一批不主張鎮壓學運的中共官員紛紛被撤職，或被邊緣化。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有「六四」故事的還有王滬寧。王滬寧當時是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兼教授，曾到美國訪學。「六四」後王滬寧還曾避居法國3個月。

1989年4月，學生運動在上海掀起，復旦大學也出現絕食、演講、遊行。參加抗議的年輕教職工尋求資深教授們聯署請願信。他們找王滬寧簽名，但王不肯。相反，王滬寧在一份反對抗議的文件上簽名。

王滬寧後來被江澤民、曾慶紅看中，進京任職，1998年4月，王滬寧被任命為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六四」後流亡美國的嚴家其，對王滬寧有知遇之恩，兩人多次共同外訪，沒有嚴家其的推薦，王滬寧根本無法認識江澤民及胡錦濤。2019年，嚴家其在接受訪問時，哭著指責王滬寧不去看望一下「天安門母親」，沒良心。

除了習近平和王滬寧之外，其他常委沒記錄到「六四故事」，他們的仕途在這期間平穩，之後獲升遷。由於「六四」後全國各地經歷了一番「人人過關」的政治表態，他們能陞官，肯定也是參與了對學運的批判。

中共總理李強，「六四」前後，1988年至1990年間任浙江省民政廳農村救濟處處長。

現任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六四」時已任青海省商業廳任副廳長、財貿工會主席。1991年2月，晉升省商業廳廳長。

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六四」時是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秘書，1991年任福建省委政改辦公室副主任、黨建辦公室副主任。

常務副總理丁薛祥當時在機械工業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任職，1994年升任副所長。

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1987年至1990年任甘肅省委組織部幹部調配處副處長，之後升正處級，仕途平穩向上。

彭麗媛與「六四」有神秘聯繫

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和「六四」有著神秘聯繫，官方有刻意掩蓋的痕跡。

2013年3月，習近平上臺之後，彭麗媛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的微博和照片一度出現於微博，但很快被刪除。

流傳海外的相關照片的說明是「青年歌唱家彭麗媛在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照片的署名是WXSUN，而大陸網站軍事記者孫禮的新浪微博網址，含有這個漢語拼音名字。

根據美聯社2013年3月28日發自北京的報導，中國記者孫禮說，幾年前他用手機拍下了1989年的解放軍畫報封底上的這幅照片，漫不經心地放在微博上，然後很快就刪除了。

中國音樂學院退休教授王範地的兒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王範地對美聯社說：「她（彭麗媛）是體制內的人，如果軍隊要她演唱，她不得不去。」「重要的是未來發生什麼。」

王範地當時可能對於中共還有幻想，直到2017年12月8日他離世。他的妻子、「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說，丈夫臨終前仍叮囑要堅持平反「六四」，還事件真相和死難者公道。

1989年「六四」時，彭麗媛剛和習近平結婚兩年，兩人是1987年在廈門結的婚。可以想像，習當時跟定中央，強硬對學潮維穩，彭麗媛應該也會受到習的影響。

「文革一代」當權注定不會解禁「六四」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35週年，在習近平進入正式成為獨裁者的第三任期之後，人們對於他「平反六四」，已沒有想像。然而，在習於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臺時，人們還曾將他與其前任相比，認為他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對「六四」持更開放的態度。

1989年以來，中共官方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指稱「六四事件」；同時一直維持「（政治）動亂」與「（反革命）暴亂」的定性。而到官媒新華社2021年11月16日公布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三個歷史決議，當中對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和天安門屠殺，用97個字帶過，並以「政治風波」和「反對動亂」等詞彙為其定性。

這說明，官方對於「六四」，一切都沒有變。中共官方媒體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中共的當權者，也一直有意維護著。

其實，從現在這代領導人的出身和成長於文革時期的背景，也基本可以判定，他們不可能有真正開放的胸懷，讓民眾擁抱政治自由，或者說還原歷史真相。

中共高層中有不少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湧進大學的，但之前的10年文革期間，人們只能死記硬背毛澤東思想，那個時代紅色意識形態的癲狂，給他們留下深深的烙印。

習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讀小學剛畢業，因運動衝擊習家而中止初中學習，1969年到陝西省梁家河當知青，1975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

文革後，17歲的李強在中學畢業後即參加工作，後在浙江農業大學寧波分校農機系農機化專業學習。

趙樂際1974年在青海當知青，1975年8月返回城市。作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趙樂際於1977年2月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文革期間，王滬寧父親挨鬥，為了防止三個兒子在外面混日子，經常將他們關在家裡，要求他們抄寫《毛選》。王滬寧本來也是工農兵學員，1972年至1977年被推薦在上海師範大學干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1973年3月，17歲的蔡奇下工勞動，在福建省永安縣西洋公社當知青。1975年獲推薦為工農兵學員，進入福建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習。

文革後，1978年，16歲的丁薛祥考入東北重型機械學院（現燕山大學）。

文革期間，1975年7月，李希就在家鄉雲屏公社擔任幹部，開始步入官場。

也就是說，七名政治局常委，大多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或者有「工農兵學員」的學歷。他們在文革中，曾經受過苦，特別是習近平還受過較嚴重的迫害，但好了傷疤忘了痛。一旦他們掌握權力，被灌輸入中共極左意識形態，就像魔鬼一樣控制了他們，這就注定了「六四」不可能解禁。

今年3月28日，吉利汽車創辦人李書福在車上接受新東方集團創始人俞敏洪直播採訪談創業。聊得興起時，李書福提到他開雪櫃廠，「‘六四’以後，我就不生產了。」「‘六四’之前，我們電冰箱的牌子叫‘北極花’。」‘六四’發生以後，這一切都停止了。」

這樣幾句話，就導致直播一度遭到封禁，這是能說明「六四」仍然高度敏感的最新例子。

中共之罪不能一抹了之

「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在「六四」十五週年時曾寫道，她上百次的向人們敘述著兒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流乾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難不僅僅是我個人、我一家的，那是整個民族的苦難。」

從現任中共七常委和彭麗媛的「六四」故事可見，只要是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領導人，都不可能真正給「六四」平反。而所謂平反的本身，還只是要其黨糾正錯誤罷了，然而其黨之罪並不能一抹了之。

歷史證明，中共這個黨本質就是壞的，並無自我修復的可能，其罪之大，日後必然導致它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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