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孕育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柱性力量(組圖)

2024年5月26日，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部分成員在多倫多六四35週年紀念活動上合影，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在中間（劉暢提供）

六四三十五周年系列文章之一

六四孕育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柱性力量

文/劉暢

今年是89六四民主運動35週年，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在余厚強主席的帶領下、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博士的支持下，成功舉辦了多個團體共同參加的六四紀念活動暨國是會議加拿大分論壇的第二次公開討論。

2024年5月28日，余厚強主席在黨課上講述了中國民主運動組織建立的歷史。他提到，中國民主黨和中國民主陣線實際上是同根生的，起點就是八九六四，現在這兩者間也開展越來越多的交流和合作，比如這次活動也是兩個團體聯合主辦的。

八九六四之後，中國民主陣線於1989年成立，很多人因為八九六四事件選擇離開中國，希望把六四真相傳遍全世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隨後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更驗證了這一行動的可行性，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和推動對終結共產暴政確實可以起到作用。實際上，延續中國的民主火種，為中國國內的反抗運動發聲，也是海外民主運動三十多年來的堅持。

平行時空的另一群體主要是後來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這些人在八九六四後沒有離開中國，選擇了坐牢，堅決與中國共產黨死磕到底。正如王軍濤主席對自己的形容，「茅坑裡的石頭」、誓把「牢底坐穿」。牢底坐穿之後，在1998年江澤民執政期間，他們迎來了一個歷史機遇，向中共的民政部申請註冊，從此誕生了中國民主黨。希望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從內部改變中國的體制，這是留守派的路線。

這兩股力量雖然走的路線不同，但一直有配合和呼應，因為本來就是同根生的兩個組織，像兄弟一樣。從今天來看，這種內外呼應的戰略也是必要的，應該更加緊密地合作和團結。

此外，香港人每年也會在維園紀念六四，這是從1989年開始就持續至今、有悠久歷史的活動。港人當年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默默支持和悼念中國反抗運動，直到近年香港也淪陷為中共的殖民地，但即使這樣，港人也沒有放棄，沒有妥協。在多倫多，港加聯和多倫多支持民運會在加拿大與華人團體併肩作戰，為推動中共解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創立之初，這兩個組織都有支持中國的民運和八九六四學運的含義。華人和港人也是同根生的關係，雖然文化、語言、歷史上都有差異，但關係非常密切。受到信息封鎖，還處在中共統治下的很多中國大陸人並不知道香港人已經紀念六四30多年，這種堅持著實令人感動。

香港在反送中之後，面臨中共的殘酷鎮壓和破壞，海外華人民運也盡其所能支持和聲援港人。這是一個互相支持的過程，從廣義上說，華人和港人的民運組織都離不開八九六四這同一個根系。在反抗中共、推動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大目標上，大家沒有原則上的矛盾或立場分歧。

5月26日，王軍濤主席從美國來到多倫多，從早忙到晚。早上出席了中國民主黨主場主辦的六四紀念暨國是會議分論壇活動，下午去了約克大學參加多倫多支持民運會的紀念活動，晚間又參加了多倫多大學的六四燭光悼念活動。從王軍濤主席的幾段發言看，他可能認為華人民主運動的力量還不夠強大，解體中共和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動速度也不如預期。他是希望中共能夠盡早垮臺，盡早解體。他認為自己在八九六四的運動中做得還不夠，如果時間能夠倒流，他會更多地獻身，甚至願意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犧牲自己的生命。

2024年5月26日晚，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在多倫多大學向六四死難者獻花（劉暢提供）

我認為華人民運需要向前看，現在中共的威脅要求不同族裔必須真正聯合起來，就像在美國召開的國是會議第一期會議，先擱置分歧，討論出一個共識。國是會議目前主要針對華人，沒有其他族裔參加，而我們後續要做的是更大範圍的共同反抗會議，這是一個倒共、滅共的會議，需要聯合更多的族裔和團體，如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香港人、滿洲人，一起努力，尋求共同點，達成共識，制定抗擊中共的聯合戰略。我覺得這比某一支力量單獨向中共宣戰，甚至是玉石俱焚，更加重要。

以下是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博士5月26日晚，在多倫多六四紀念碑前的講話：

六四35週年前夕，2024年5月26日晚，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右）在多倫多大學六四紀念碑前講話。左為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黨員易伯陽（劉暢提供）

我們今天講的是歌頌這些先烈的勇氣、熱情、擔當和理想，正如今天上午王丹先生所說的。我們還要譴責那些劊子手。然而，回歸廣場是一個比這些更複雜的事情。因為只要不回歸廣場，總會有年輕人一次次追憶我們。但是，當我們面對這些亡靈時，我覺得我們還是心裏激動，想起35年前我們永遠失去的那些人。

蔣捷連只活了17歲。他永遠只是17歲那麼大。我們都在成長，35年前我30歲，而今年我66歲，但他還是17歲。因此，我們不能忘記那樣的一個時刻。他永遠凝固在那個時刻。

我們在六四前也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夠避免衝突，希望能夠通過內部運動實現中國的改革，讓學生們回歸學校。然而，聽到槍聲後，我意識到事情已經無法挽回。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震撼的場面。在301醫院門前，我看到了第一個被打死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親眼看到血肉模糊的屍體。

當時，一輛軍車拋錨了，車裡的士兵非常緊張，不斷地開槍。老百姓用匍匐前進的方法接近車子，用磚塊砸向車子，那場面就像下雨一樣。後來，大部隊過去了，又有新的部隊過來，我試圖和他們講道理，但他們顯然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

北京市民的反應讓我終生難忘。我經歷過兩場事件，76年和89年事件。當時，王丹問我76年的規模如何。我覺得89年最大的不同在於，76年事件中，當共產黨鎮壓時，老百姓沒有像89年那麼堅決抵抗。而89年市民的堅決抵抗，是因為學生感動了他們。這些學生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他們走上街頭為民請命，市民因此拚死抵抗。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在北京去祭奠他們？這裡真的不是最適合祭奠他們的地方。最好的方式是，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地方，建立起他們死時想要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國。每個人都能公平分享發展的果實和機會，每個人在面對政府時都可以自由地批評自己的政府，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人的尊嚴。這是我們應當去做的。

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在北京，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地方祭奠他們，然後告訴他們：「你們的血澆灌出的自由民主之花已經盛開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