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患上政治抑鬱（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3月24日訊】對於部分海內外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懷抱著讓社會進步的理想，卻因為當今中國政治環境，讓他們感到無力、孤獨、愧疚。本臺記者陳品潔訪問了多位政治抑鬱的年輕人，聽聽他們內心深處的聲音。
2018年冬天的某一個夜晚，網際網路上昵稱為「祈翠」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東部的宿舍裡，看著網上流傳的抑鬱症自我檢查表：「是否一直感到傷心或悲哀？」、「是否感到前景渺茫？」、「是否長期失眠或睡眠品質變差？」她不知不覺在幾乎所有項目上打勾。
當時西方媒體關注美中貿易戰、新疆再教育營，以及隔年爆發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祈翠認為自己只是基於對家鄉的情感，外加面臨畢業後找工作的壓力，導致暫時出現了抑鬱症狀。儘管找到合意的工作曾讓她一度以為自己恢復了，但祈翠的情緒隨後被國內局勢不斷惡化的新聞重新打回谷底。她曾把這一切歸結於自己過分敏感。
從徹夜刷推到麻木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發，世界各國將矛頭對準中國，同樣在國內，記錄武漢封城的《方方日記》在網際網路上引起迴響，多名公民記者也為調查疫情真相而相繼遭逮捕。
祈翠回想當時的心情，向本臺說：「剛開始疫情的時候，幾乎是在通宵刷推（推特）或者發微博，像強迫症一樣的刷推發微博，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我只有一半的魂是在現實生活中，另外一半的魂在網上政治抑鬱。這一切都被政府的胡作非為毀掉了。」
每一個發生在中國的社會案件、當地政府的錯誤決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刪帖炸號，都讓祈翠感到憤怒沮喪。2022年2月，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槍聲響起，她的政治性抑鬱被推往巔峰，然後整個人麻木了。
祈翠：「政治性抑鬱也會漸漸麻木吧，我已經從被憤怒衝擊到必須說點什麼、做點什麼的狀態，變成現在我意識到我可能無法改變它。按道理說，任何人都不應該長期處於政治抑鬱的狀態之下，但是當你身為生長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時，如果你沒有一點點政治抑鬱，那麼你要嘛是壞、要嘛是傻。」
中國青年政治抑鬱的根本原因
祈翠不是唯一一位有政治性抑鬱的人。疫情期間，中國網際網路上流傳各式「抗疫科普」、「疫情下的政治性抑鬱」等文章，教導民眾如何紓壓、調解憂鬱情緒。在中國政府高壓統治、嚴密審查之下，大部分的民眾面對社會事件，趨向於做把頭埋在沙漠裡的鴕鳥。
這些文章沒說的是，許多抱有理想的青年之所以「政治性抑鬱」，是來自對於當今政府的不滿，卻身處高壓環境自身無法改變的無力感，以及因為嚴格審查制度、迅速刪帖封號，讓年輕人在網際網路上抒發卻得不到回應、找不到共鳴，不僅覺得孤軍奮戰，更像脖子被掐著，發不出聲音。
身在國內的張姓大學生說：「算是不好受，也是無奈。時常發外網、發朋友圈吐槽，會用一些陰陽怪氣（的方式）。我更多是覺得無奈。」
張同學的政治抑鬱來自於個人體驗，他在高中期間曾經舉報該校中學生的基本人權遭侵犯，而被校方打壓、噤聲。自此之後他開始意識到這個社會、乃至政府體制可能有問題。
「我為了研究六四（運動），把《人民日報》從4月15號到6月4號的報導都看了一下，覺得嘆息、無奈、想哭。原來當年《人民日報》真的是一家敢講真話、為民發聲的媒體，真的是群眾的喉舌。」
張同學告訴本臺記者，原本以為改革開放是個起點，當經濟快速發展時也能帶來政治局勢的改革、帶來民主進步，現在卻發現「沒對比，沒傷害。」
當理想碰上中國的現實
同樣在高壓的家庭環境成長的凱拉，長期面對政治冷漠的父母「像石頭丟進深水中沒有回應」，她也曾在高中時期提出關於民主的問題，而遭到老師當眾嘲笑。當時她以為只要長大後就能替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年輕的時候覺得自己還可以改變，畢竟我也會慢慢長大，也會工作、會參加一些活動，然後再發現，現在連參加活動的權利都沒有。我記得在初二之前，大部人的想法是將來要（海歸）回國，去改變中國建設社會，然後你就發現，這個想法是假的，永遠不是真的。」現在在美國波士頓就讀博士的凱拉以英文名受訪時說。
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給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無限期連任的權利。凱拉是在那時候開始發現自己幫助社會的理想終究無法實現，「政治性抑鬱」逐漸將她吞噬，去年底看到彭立發在四通橋高挂橫幅，眼淚終於控制不住。
「我記得（當時）是吃著吃著飯，眼淚就下來，然後就吃不了了。」凱拉苦笑，「就是在聊天談，然後覺得心理控制不住，眼淚就嘩嘩地下來了，就是覺得好難受、好內疚、好抑鬱。有時候不僅是情緒崩潰、哭啊之類的，還會過分地焦慮、擔心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執業心理諮商師梅爾（Shayna Mell）回覆本臺時說，政治抑鬱症中出現的普遍感受確實包括絕望、無助和無力，以及類似悲傷的症狀，那些經歷過政治抑鬱症的人，時常感到被困住，好像前途黯淡，讓他們感到沮喪和精疲力竭。
在未點名特定國家的情況下，梅爾告訴記者：「威權政府可以通過嚴格審查和控制宣傳內容，來加劇人們潛在的政治抑鬱。很多時候，容易患上政治抑鬱症的人，會驚恐地看著自己自主行動的能力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程度的打壓和限制。威權政府以這種破壞性方式行事，給人民留下了更大的恐懼、不確定性和絕望，讓他們不確定是否能夠再為自己做些什麼。」
此外，美國臨床心理學博士盧森（Robert Lusson）2017年在「赫芬頓郵報」（Huffpost）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政治抑鬱症可能是一種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抑鬱症標準的臨床病症。
凱拉現在每週會與心理師進行一次諮商，內容涵蓋她的生活細瑣到國家大事，雖然政治並不是讓她抑鬱的唯一原因，但曾經對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她的另一半曾擔心地問，要不要放下手機、停止看新聞？
「但你在抑鬱的時候，反而更想看（新聞），想知道更多（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別人是什麼想的，像是一種強迫症的行為（obsessed behavior），等事件轉個彎，有輕鬆的跡象時才會好一點。」凱拉形容抑鬱時更想要刷新聞，除了追求心理的安全感，更是一種確認自己仍對社會事件有掌握。
白紙運動加深了政治抑鬱
這些青年的「政治性抑鬱」跟著中國疫情一起升溫，從各地封城、強制方艙隔離、上海「四月之聲」，加上習近平連任、徐州鐵鏈女、貴州大巴等政治社會事件，越滾越烈，最後隨著烏魯木齊大火，以及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呼喊，一起爆發。
祈翠說，這個時候她意識到「政治性抑鬱」是許多華人共同的痛苦。雖然眾人起身反抗給了政治抑鬱的青年們一絲慰藉，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理想仍可實踐，但中國政府的殘暴壓制，再次將他們推入政治抑鬱的深淵。
本臺此前報導，多名國內年輕人因為參與抗爭遭到逮捕、失蹤，身處海外的祈翠和凱拉在受訪時不約而同地說，看著國內的同伴相繼被抓，她們內疚感與無力感逐漸加重，彷彿一個無止盡的黑洞。
祈翠說：「白紙運動多多少少，是海外華人欠了牆內青年一個很大很大的人情，我們（海外）因此找到同伴，但實際上，國內年輕人的政治抑鬱更嚴重，而且他們要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看似無止境的黑洞 希望在哪？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這些理想青年頭上，就是一座沈重的山，祈翠感覺這些政治、社會事件就像隕石一樣，砸在中國年輕人身上，粉碎他們應該風光明媚的未來。儘管如此，祈翠最後不忘笑著向記者解釋自己網名的由來，是拆字後暗示「祈習卒」。
這些政治抑鬱的青年，也沒有從此失去希望。
現在積極參與海外華人運動的凱拉相信，無論再微小、再遙遠的聲音都有力量，都是一種積累，有一天能夠傳回國內「愚公移山」。人在中國的張同學告訴本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政權更迭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朋友都想著，要保護好自己、保養好身體，我們要活著看到那一天，要放鞭炮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