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憊不堪的燕郊通勤族(圖)
北京一核酸檢測點（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0月8日訊】燕郊通勤族往返於河北與北京，在疫情這三年裡，他們需要接受兩地防疫政策，小心翼翼往返公司與住處。有時銜接失措，他們就只能懸置在檢查站，或者是受阻於一場大雪。如今，燕郊通勤族已是一群驚鳥，一有風吹草動，他們便分作兩撥，一些人急於回燕郊照顧家小，一些人殺回北京只為保住工作。
逃
得知燕郊即將封閉那晚，徐霞的老公正燉著排骨，來不及吃了，她立刻收拾好換洗的衣服，拎著包下樓打車。她對司機說：「隨便一個有8開頭公交車的公交站。」這是疫情爆發以來，徐霞所經歷的第三次封閉。為了不影響工作，她必須趕在公交全部停運之前，逃回北京的員工宿舍。
同樣在3月12晚動身回京的還有塗強和他的女友。那天是週六，下午6點多，剛剛睡醒的塗強坐在床上玩著手機，突然看見群裡在傳封鎮的消息。當天晚上9點，他開車載著女友住進北京常營的一家酒店，想著「這樣不耽誤週一上班，下班直接就能回燕郊了。」
做餐飲銷售的王立峰不過週末，知道第二天燕郊就要封閉，他下班後趕緊回家和妻兒吃了個晚飯，又急急忙忙收拾好東西，開車沿京秦高速駛出鎮子。到了公司宿舍，他發現周圍同事全在往屋裡搬被褥和生活用品，他們都是剛從燕郊跑回來的。
每個在當晚選擇離開的人都覺得，通告只說封閉小區兩天，等解封之後再回去就行。可四天過去，他們等到的不是解封的消息，而是北京健康寶彈窗，以及接踵而至的流調電話。
因為沒有地方住，趙磊把車停在北京的空地對付了五個晚上，「跟個盲流子似的」。每晚貓在狹窄的後座拿手機看直播是他唯一的快樂源泉，「前半夜連麥pk，後半夜講故事，嘎嘎爆笑，但有時候也傷感。」當我提出看看車內的環境時，他果斷拒絕了：「褲衩子和襪子都晾著呢。」
社區為這些「逃亡者」規劃了三條去向——在北京自行隔離，在北京集中隔離，回燕郊隔離。
3月12號那天，陳瑩是為了赴約進的京。她說，原本自己可以接受在北京多待幾天，但實在架不住流調電話的轟炸，「一會兒一個，兩個手機號都在被打，快逼瘋了。」她只好和朋友合租了個50平的一居室，準備自行隔離。結果社區告訴她：「你這不符合隔離標準，兩個人，起碼得兩居。」
很多燕郊居民達成共識，作為首都北京邊上的護城河，一旦風吹草動，這裡一定是最先嚴起來的地方。
疫情錘煉出燕郊通勤族們敏感的神經，打破了他們本還算便利的雙城生活。「河南有病例，明天早點走吧」，「西安疫情嚴重了，明天早點走吧」，「北京豐臺區有病例輸入燕郊，豐臺封了一個小區，燕郊整個封了」。
歷經兩年多拉扯，輕則核酸，重則封閉全鎮，這些試圖享有鎮級物價、房價，又拿著一線薪資的通勤族，不得不遊走於不斷變化的變化之中。他們開始重新審視所謂的雙城生活。
家
徐霞的公司在北京北二環，她每天6點半起床，洗漱，化妝，然後掐好時間，在7點10分準時坐上開往地鐵6號線潞城站的894路公交，再由6號線換乘5號線，到達北新橋。如果在公交地鐵無縫銜接的情況下，全程需要一個半小時。
2015年，27歲的徐霞正式和老公搬到燕郊，40平米的開間，每平6000元，貸款買的，月供1400。「那時候檢查站還沒那麼麻煩，只有開大會期間查，頂多嚴一個月，忍忍就過去了。」
剛搬過去那段時間，曲折的通勤每天都會消耗徐霞不少精力，「到公司得先緩一緩才能投入工作，下班回家只想往床上一躺。」但一想到北京的高房價，一切都是值得的，至少這裡能接納一個穩定的家。
她不想做個一輩子只為一個房子奮鬥的人。疫情綿延，徐霞感到往返兩地的成本逐漸在增加。
核酸是通過檢查站必要的條件之一。「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去做核酸的路上」，徐霞的朋友圈設置為僅三天可見，據她一位朋友說，2021年後，徐霞的朋友圈很活躍：「一點開就是她在分享核酸。」
直到今年2月初，北京專門為環京通勤人員建立了資料庫，憑藉北京單位的工作證明、燕郊的房本或者租房合同，即可登錄信息，標識會直接體現在健康寶上。好處就是，有通勤標識的人只有第一次進京時需要48小時內核酸證明，以後只需14天內核酸就可以通過。這是燕郊通勤族首次得到官方認證。
比起核酸，長久的擁堵是燕郊通勤族更大的軟肋。徐霞記得，有次光檢查站就堵了兩個多小時，當時正逢夏季，天氣悶熱，公交車裡嚴重缺氧。有人受不了直接下了車，徒步走過檢查站，到時候攔到哪輛車再上。
徐霞是公司的財務，那天剛好是發工資的日子，領導找她要數據，一看人不在，問去幹嘛了？同事一邊應付「好像去稅務局了」，一邊讓徐霞趕緊給領導回電話。到了中午，徐霞才出現在公司，同事打趣說：「你是直接來吃午飯的嗎？」
就因為這家公司考勤不嚴，她整整幹了十年沒敢換工作。老公是做外貿的，疫情期間沒什麼活，家裡不能失去她這份穩定收入。「我在燕郊住，擱別的公司，這麼遲到早把我開了。」
2021年11月，徐霞的公司從北二環搬到了南六環，並為員工提供宿舍。為了免於通勤壓力，她最終決定搬到公司宿舍。作為代價，只有到了週末，徐霞才能回一趟燕郊，和家人團聚，做點好吃的改善下伙食。
眼下，兒子快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徐霞聽說，北京的私立幼兒園最低得三四千一個月，燕郊這邊算上生活費也就兩千多。「別管教育質量咋樣，好歹能有學上。」
距離王立峰在燕郊買房已經三年半時間，他依舊能準確說出家裡的面積，88.48平，8848米，正是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北漂的六年裡，他始終在北京跟別人合租，但「畢竟不是自己的房子，老婆孩子也沒安全感」。
房子在燕郊經濟開發區，緊鄰北京順義區。王立峰特意把位置選在離檢查站最近的位置，方便進京。「沒疫情的時候，連身份證都不用刷，一過車牌，桿子自動就抬起來了。」
2018年，北京對外地車輛施行限行，一個外地車牌每年只能辦理12次進京證，開85天。為了增加開車進京的次數，王立峰又買了第二輛車。那時，他每天的通勤路線是走京平高速，從六環繞進望京，往返路程要70公里。
儘管辛苦，但對於做餐飲招商的王立峰來說，沒有什麼比家重要。「這點心態還是要有的，住燕郊的都是能吃苦的。」
疫情爆發後，原本可以忽略不計的過站時間，被延長到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嚴的時候，檢查人員不僅要看身份證、核酸、通行碼，「還得翻你後備箱，看看有沒有藏人。」每次堵著不動時候，他就望著從旁邊駛過的電瓶車、自行車，乾瞪眼，「他們怎麼這麼聰明」。
後來，王立峰想出了更好的主意。他乾脆把車停在檢查站另一頭的路邊，也就是北京境內，然後徒步走過檢查站，回家。
封閉全鎮、封小區是王立峰最難忍受的事情。平時工作忙的時候，一週甚至半個月不著家，也不惦記。可一旦遇到封閉，他就忍不住開始揪心。「老婆孩子在家隔離，這是他們最脆弱的時候，作為一家之主，我卻不能陪在身邊。」
「留一保一」是燕郊通勤家庭常用的對策，即一個人留在燕郊隔離，照顧孩子或者老人，另一個人留在北京，保持正常工作。不過這也只是短期內的權衡之計。
面對未知的解封時間，王立峰總會擔心家裡的情況，生怕物資不夠用，菜沒得吃，孩子老憋在家裡心情不好。「我也想回家隔離，但談不了客戶，沒工資，房貸怎麼辦？車貸怎麼辦？」疫情第三年，剛過而立之年的王立峰，對家的責任又大了一些。
「我媳婦是做保險的，每個季度有考核，封閉狀態不能見客戶，單量差，不過考核就銷號了。我現在只能找找周圍朋友，幫她拉業績。」
橋
提起燕郊和北京的距離，人們習慣說「一橋之隔」。疫情以後，在很多燕郊通勤族的印象裡，橋，意味著堵。嚴查期間，橋的作用，更多時候是承載數以千計排隊滯停的車輛，和準備徒步回燕郊的行人。
久而久之，橋成了某種意象。
有人看到，午夜的燕潮大橋燈火通明，上面密密麻麻落滿了排隊的車輛，隊伍一直延伸到燕郊市內的十字路口，不仔細觀察，很難發現這些車偶爾還會緩慢地蠕動。也有人目睹，3月燕郊封閉後，人們在潮白橋上頂著大雪，等到檢查站放行，「前面一個包，後面一個包，手拉著小孩」。
曾倩則親身經歷過幾百人一同徒步過大橋的場景。那是2020年6月份，北京新發地爆發疫情，檢查變嚴了，無論進京還是回燕郊，橋上都變得異常擁堵。
在東五環雙橋工作的曾倩6點半下班打車，8點左右就堵在了燕潮大橋上。因為疲憊，她在車裡睡了好幾覺，每次醒來時都發現，橋還是那座橋，窗外依舊是相同的風景，車基本原地沒動，「當時特別絕望。」通過檢查站時，時間已經來到了凌晨1點13分。小區的路燈關了，她只好用手電筒照著回家，心裏害怕又委屈，忍不住哭了出來。
第二天，曾倩得到領導特許，早早下班打車，這次她選擇走另一條路。為了不出京，司機在距離白廟檢查站10米的地方，把她放了下來。剩下的路，需要步行回去。
雖是錯峰下班，同一時間回燕郊的人並不少。堵車嚴重，無論是打車的還是坐公交的，全都下了車，一時間，幾百人浩浩蕩盪開始徒步過潮白橋。炎熱的六月，大家走得都很慢，汗珠從臉頰淌下來。夕陽折射下，這座一公里多的大橋逐漸在視線裡扭曲，拉長。
3月17號，燕郊開放了通勤人員返城的路徑，但需要出示相關證明，讓劉藝陷入了一個死循環，因此，他在燕潮大橋上足足困了12個小時。
出現彈窗後，工作原因留在北京的劉藝，決定回燕郊隔離。早上9點，他已經開始在橋上排隊，當時等待返城的車輛有一兩百臺。那天，北京驟然降溫，剛冒頭的春意又被雪片打了回去，不少行人出城時穿得薄，由於耐不住寒冷，有人便敲陌生人的車門，想進去暖和一會兒。幾乎沒有司機拒絕。
排到劉藝時，工作人員告訴他，除了核酸、身份證、簽署承諾書，還得出示燕郊本地身份證或者燕郊的居住證明。「說法一會兒一變，每個檢查站要的東西還不一樣」。可辦理居住證明需要燕郊的房產證或者房屋租賃合同，誰會沒事把這種東西帶在身上呢？
他緊忙給社區打電話，社區表示他們開不出來。他又打給居委會，沒人接。
這時，有人因為等不下去，開始掉頭往北京方向走。最後，他們又被那邊的檢查站攔下，疫情地區的人，不能進京。回不去，也出不來，他們只能待在兩個檢查站中間的橋上。
得知自己的處境後，本想返回北京的劉藝，不得不把精力用在找房本上。他試過去備案過的網上找，也聯繫了賣給他房子的銷售，12個小時裡，有一半時間，他都在給社區和居委會打電話溝通，始終沒有結果。
到了晚上6點左右，社區來人了，說不用居住證明了。
離
在燕郊租住了半年，李平下定決心，一旦解封就立刻搬到北京。
李平所在的公司就在6號線的終點潞城站，對很多燕郊通勤族來說，這是他們坐公交進京後，換乘地鐵的始發站。893路、894路和822路跨省公交，都從燕郊抵達這裡。
他特意把房子租在離檢查站不遠的地方，不堵車的時候，從家到公司，只需20分鐘。同樣一千多的價格，在北京只能租個次臥，但在燕郊，卻可以住上裝修還不錯的兩居。
當初換工作的時候，李平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住燕郊會成為很多公司拒絕聘用的理由。「國貿離燕郊很遠嗎？一個小時不就到了嗎？」經歷了兩次封閉後，他終於明白，燕郊不是什麼睡城，更不是北漂的收容所，燕郊就是燕郊，北京還是北京。
一條關於公司招聘的信息在燕郊通勤族的群裡傳閱著：暫停招聘在北三縣居住的人員，並非歧視，實在是這個疫情很沒譜，動不動就不能進京辦公，對公司和個人都不利。
從實習就住在燕郊的曾倩說，自己還年輕，跑得動，堵車什麼的能忍，就怕一刀切，封小區。她聽聞，一位同樣住燕郊的前同事，因為封閉不能到崗，工資被砍了一半。雖然曾倩沒因為居家辦公而影響收入，但每當領導問她「什麼時候能回來」時，心裏都感到巨大的壓力。因為沒人知道答案。
徐霞的鄰居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幾次封閉居家辦公，領導早已對她有了成見，介於員工權益，又不敢直接開除，於是經常給她「穿小鞋」。
做影視後期的劉藝明顯覺得還房貸變得吃力了。原本他是自由職業，自己接活，跟劇組，疫情爆發後，影視行業遭到重創，能接的活一年比一年少，他乾脆找了家公司去上班。
每天通勤就要消耗三分之一的時間，這次又遇到封閉，只能居家辦公，工資也按百分比扣除了。
劉藝的房子剛好買在2020年，當時兩萬一平，到現在，掉到了一萬多。頻繁的堵車和動不動就一刀切的防控下，他最後還是決定再搬回北京合租，就像他七年前剛來北京時那樣。只是，多了個房貸。
我問劉藝，那燕郊的房子怎麼辦？他說：「房子？房子砸手裡了唄。」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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