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工作這一年(圖)

中國失業人口增漲（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6月28日訊】對沒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的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難接。收入數字銳減，背後是生活與精神的收縮。

沒活了

清晨五點多，湯平睜著眼，就在床上干躺著，腦袋裡想的全是還貸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氣越來越不好了。他讓妻子遞個東西，稍微慢一會兒火就上來了。倆人沒少吵架。最後，還得妻子反過來勸他：「你看別人現在過得還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湯平的情緒都能穩定幾天，可一到還款的日子，心態又崩了。

而這一切，和沒工作有關。原本，他是給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週跑兩場livehouse或劇場，每場兩千到三千元。年薪相當於一個網際網路大廠的小領導。

疫情爆發後，演出一個接一個取消，他有兩年多沒接到什麼活了。

沒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進了夜場。就是底下有大哥喝開心了，甩二百塊錢要點首歌那種。賺的比之前少不說，活還不好搶。他不得不開著那輛40多萬的新能源保姆車去跑閃送。車是去年四月份，為了給妻子創業的經紀公司談合作，接送藝人，咬著牙貸款買的。

情人節那天，雪下得特別大，單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時湯平剛入行一個月，由於送單心切，一個沒剎住，把前車給懟了。好在前車主人好，下來一看，車沒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兩點收完車，湯平大概算了一下，掙了一千多。

後來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車，是怕成密接。那段時間，司機屬於高危職業，總有人跑著跑著就被拉去集中隔離了。「掙那點錢不夠自費隔離的。」

無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讓湯平感到窩心。那是一種被生活推著，又實在不知該往哪走的拉扯。

沒工作這一年，對方婷來說過得挺快。靠著靠著工作期間積攢的人脈和資源，私活始終沒斷過。主要是幫客戶做營銷策劃方案，週期兩到三個月，按項目結錢，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拿三萬。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變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項目剛剛收尾。打遊戲的間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聯繫過自己，隨即拿起手機詢問朋友：「你上個月是不是找我了？那個產品推廣計畫還有嗎？」

對方回答：「沒有了，產品不上線了。」

她從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廣告公司、營銷策劃公司，都在今年因為沒項目而陷入停滯。之前吵著要合作的客戶，也都陸續沒了動靜。她猜，估計是甲方沒錢了。

員工沒有績效，離職的離職，被裁的被裁。一時間，所有人都散發著同一個信號：大家都沒活了。

幾個月裡，方婷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極度亢奮狀態下，她甚至出現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麼辦？我是哪個國家的公主該多好……逐漸，她的行為也不受大腦控制了，有時會不由自主地去廚房做飯，卻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沒有工作而解離，生活也隨之懸置。

掙扎

對這些疫情期間的失業者來說，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少。直到這時，他們才明白沒工作到底意味著什麼。「工作沒了可以再找，活沒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總有口飯吃。但如果平臺沒了呢？」

去年五月份離職那會兒，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條拍攝項目。作為一名短視頻編導，這個頻率在上海還「勉強吃得上飯」。其中一部分還得歸於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攝數量逐漸從每月四條變成了兩條，又從兩條減到了一條。到了今年，他徹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來源的何川並沒有放挺。失業的一年裡，他一共面試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資人轉行，沒等入職團隊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崗位都在，但進去一看，整個公司就剩老闆一個人了。還有一次，他和項目主管聊了兩個小時，結果，對方只是找他學學經驗，沒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幾個月，何川每天除了搶菜，就是到處問朋友：「你們公司還開著嗎？」那時，他已經跟政府申請了失業補貼，一個月能領一千三百塊錢。

有朋友曾給何川推薦過一家娛樂公司，旗下有個老演員，接不到戲，想轉型做短視頻劇。正需要他這種既拍過網大，又做過短視頻的編導。雙方聊得都很不錯，就等一個offer。七天過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黃了。

環境的萎靡讓何川感到無力。他開始上網搜索緩解焦慮的方法，那是一種讓畫筆在紙上隨身體自由移動的繪畫方式。他席地而坐，兩手同時畫出一團團無序的線條，有時候是黃色，有時候是綠色。整個人彷彿遁入了虛空。

他說：「大廈崩塌後，個體的規律早已不復存在。」他要在廢墟中尋找新的意義。

封控期間，何川嘗試過申請志願者，一方面是他對小區志願者的服務不滿意，經常把菜堆在門口，不往下分發，另一方面是志願者每天有400到800元的薪資。可他還是晚了一步，「早被有關係的佔滿了，送錢都當不上。」

於是，何川又一個轉身複習起了PCR考試，俗稱「核酸檢測上崗證」。他聽聞，那些核酸檢測員一天工資是2000到3000元。

同在影視行業的王希莫記得，2020年疫情爆發後，每週都有院線高管、影視投資人組織線上分享會，主要討論疫情之下行業的發展和困境。到了今年，沒人再提這些事了。

王希莫正是2020年底辭職的，原因很簡單——想回家打遊戲。

那年，他在北京一家發行公司做城市專員，負責聯繫各大院線，給電影排片。影院關停後，公司接不到項目，員工只能拿兩三千的最低工資，錢是老闆取公積金髮的。當時他的想法是，趕緊離職，先打兩個月遊戲再說。

第二年春節過後，王希莫試圖重新找一份工作，發現行業已經捲起來了。一個月薪6000元的發行專員崗，十幾個人競爭，「必須得跟地區最大的頭兒有往來才能錄用。」

這，還只是個專員。

王希莫大學專業是影視戲劇文學，一個同樣失業的同學告訴他，自己一個月接了三個項目，干到第二階段，資方全跑了，最後就拿了點訂金。

王希莫自認為是個不會為以後考慮太多的人。眼前，唯一讓他感到焦慮的就是錢不夠花了。失業之後，王希莫一度靠跟家裡要錢度日。「連外賣會員都開不起了。」

他愛抽煙，二十多塊的黃鶴樓軟藍、小蘇，一天兩包，現在換成了十幾塊的紅利群、南京。他也試過十塊錢以下的煙，嗓子受不了。

原本，王希莫還能靠接私活維持生活，每週去外地帶兩天藝考班，一週兩次，能掙6000塊錢。直到2021年9月，教育部官網出臺政策——到2024年藝術類專業將基本實現省級統考全面覆蓋，各院校不再組織校考，同時將逐步提高文化課錄取成績。

丟了藝考班的王希莫為此憤憤不平：「藝術生跟其他專業不一樣，大學之前他們沒接受過這方面教育。」有藝術課老師給學生上網課，讓說說對電影的基本瞭解，有同學一張嘴：我擅長研究黨史。

去年4月份，王希莫曾有過短暫的工作。公司只有一個項目和電影相關——一個靠區塊鏈技術驅動的排片平臺。進去時，項目正處在試水階段。整個團隊沒一個人懂電影市場。果然，兩個月後項目宣佈告終。

老員工都被分到其他部門，只有他沒過試用期，不幸被裁。

4月23號，週六，北京的天氣炎熱起來。方婷拎著一兜冰棍雀躍著往勁松的小區走。就在大家都接不到活的時候，一個NFT項目送到了嘴邊。經過兩週的線上磨合，甲方和她敲定，下週一起去公司開個會。

她篤定，去就是簽合同的。

正當方婷走到樓下，眼前的一幕讓她發懵。門口全拉上了圍欄，一群「大白」正忙活著。她問了一圈，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個防護人員提醒她：「進去可不能再出來了。」

方婷緊忙跑上樓，把冰棍往地上一撂，又跑下去詢問情況。此時，通知已經貼在了牆上，本樓出現確診病例，整棟樓進行封閉，所有住戶居家隔離。再回到家，冰棍都化了。第二天，她拿出手機給項目負責人發信息，說自己被隔離了，希望能把線下會議改成線上。

對方的答覆很爽快：「線上也不用了，等你解封再說吧」。方婷知道，這是不能再委婉的拒絕了。

五脊六獸

去年下半年，湯平隱約感到環境有所好轉，便借了80萬商貸供妻子創業，配套的還有一輛40多萬的保姆車。加上2020年為孩子上學在燕郊買的40平公寓，貸款共計140多萬。他沒想到，今年形勢又嚴峻了。

在家躺了幾個月，湯平的情緒幾近崩潰。他突然想帶孩子出去旅遊，「要是哪天我被列為失信人，這就是最後一場旅行。」

5月末的一天，湯平到社區開好了保證書：特殊時期，一旦離開，短期內不能再回燕郊。接著，他就帶上7歲的女兒驅車一直往南方開去。他們走國道，一路途徑陝西、四川，最後抵達雲南。每路過一個地方，他就給女兒講當地的文化故事，「這幾年孩子一直沒出來過，連果樹都很少見。」

朋友給湯平發來信息時，爺倆正在楚雄參觀原始人遺址。朋友說，北京三里屯那邊有個酒吧駐場的活，一天700。「感覺壓在心頭的重量一下輕了。」

本計畫出了雲南再進西藏的湯平，一接到消息，立馬調轉車頭，千里迢迢從雲南趕回北京。到家那天是6月9號，就在兩天後，北京衛健委發布了通報：6月10日0時至24時，北京新增36例本土確診病例和25例無症狀感染者，均與天堂超市酒吧相關。

天堂超市酒吧離三里屯商圈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很快，三里屯所有娛樂場所全部關停，其中就包括74家酒吧。剛恢復一週的餐廳堂食，也再次停止。

「已經麻木了，你要玩就玩死我吧。」

百無聊賴的日子裡，跟合租的大爺喝酒是王希莫唯一的娛樂。

大爺是內蒙人，70歲，每次問起大爺的職業，大爺的回答都不一樣。有時候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教授，有時候是聯合國環保組織秘書長，有時候是中國茶文化協會主席。主要取決於爺倆聊到啥。

客廳被隔出了一個屋，沒有窗戶，一張長方形辦公桌就是倆人喝酒的地方。大爺一般這樣喊王希莫：「今兒過節，咱爺倆喝點，我來弄。」吃食無非是速凍餃子和塑封豬蹄，王希莫咬了一口豬蹄，真難吃。大爺問，味道怎麼樣？他說，好吃。酒是「雜牌茅台」和啤酒，如果王希莫不想喝這些，大爺也能瞬間從屋裡拿出來一瓶威士忌。

王希莫從不打聽大爺的私人生活，他們愛聊國際大事，比如：土耳其的宗教信徒到底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喝高興了，大爺就想升華一下彼此的友誼，認他當乾兒子。

那是王希莫極少數不為現實而發愁的時光。

就在今年春節期間，從室友那傳來大爺去世的消息，腦梗。人走的時候，只有大爺一個人在合租的房間裡。王希莫過完年從老家回到北京，大爺的房間已經被家屬收拾一空，只留一張四四開的結婚照掛在牆上。他走進去搜刮一圈，最後把大爺剩的「雜牌茅台」拿去喝了。

沒有人聊天喝酒，王希莫的孤獨和焦慮逐漸在擴大。有時候他自己在家做飯，竟然情不自禁地把過程給說了出來：「我該倒油了，把菜放裡……」

失業以後，他經常出現頭暈、嘔吐、腿腳無力的症狀。有天他喝完酒，突然一股無名火湧上心頭，然後開始用拳頭砸路邊電線桿和大樹。第二天手腫得生疼，去醫院一查，粉碎性骨折。現在還有一片碎骨沒取出來。

這種情緒每隔一週都會發作一次。為此，王希莫專門去醫院挂了好幾個號，查了好一通，最後醫生告訴他：「你有鼻竇炎。」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