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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工作這一年(圖)

2022-06-28 08:01 作者:羅鎮昊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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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中國失業人口增漲(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6月28日訊】對沒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的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難接。收入數字銳減,背後是生活與精神的收縮。

沒活了

清晨五點多,湯平睜著眼,就在床上干躺著,腦袋裡想的全是還貸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氣越來越不好了。他讓妻子遞個東西,稍微慢一會兒火就上來了。倆人沒少吵架。最後,還得妻子反過來勸他:「你看別人現在過得還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湯平的情緒都能穩定幾天,可一到還款的日子,心態又崩了。

而這一切,和沒工作有關。原本,他是給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週跑兩場livehouse或劇場,每場兩千到三千元。年薪相當於一個網際網路大廠的小領導。

疫情爆發後,演出一個接一個取消,他有兩年多沒接到什麼活了。

沒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進了夜場。就是底下有大哥喝開心了,甩二百塊錢要點首歌那種。賺的比之前少不說,活還不好搶。他不得不開著那輛40多萬的新能源保姆車去跑閃送。車是去年四月份,為了給妻子創業的經紀公司談合作,接送藝人,咬著牙貸款買的。

情人節那天,雪下得特別大,單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時湯平剛入行一個月,由於送單心切,一個沒剎住,把前車給懟了。好在前車主人好,下來一看,車沒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兩點收完車,湯平大概算了一下,掙了一千多。

後來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車,是怕成密接。那段時間,司機屬於高危職業,總有人跑著跑著就被拉去集中隔離了。「掙那點錢不夠自費隔離的。」

無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讓湯平感到窩心。那是一種被生活推著,又實在不知該往哪走的拉扯。

沒工作這一年,對方婷來說過得挺快。靠著靠著工作期間積攢的人脈和資源,私活始終沒斷過。主要是幫客戶做營銷策劃方案,週期兩到三個月,按項目結錢,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拿三萬。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變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項目剛剛收尾。打遊戲的間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聯繫過自己,隨即拿起手機詢問朋友:「你上個月是不是找我了?那個產品推廣計畫還有嗎?」

對方回答:「沒有了,產品不上線了。」

她從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廣告公司、營銷策劃公司,都在今年因為沒項目而陷入停滯。之前吵著要合作的客戶,也都陸續沒了動靜。她猜,估計是甲方沒錢了。

員工沒有績效,離職的離職,被裁的被裁。一時間,所有人都散發著同一個信號:大家都沒活了。

幾個月裡,方婷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極度亢奮狀態下,她甚至出現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麼辦?我是哪個國家的公主該多好……逐漸,她的行為也不受大腦控制了,有時會不由自主地去廚房做飯,卻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沒有工作而解離,生活也隨之懸置。

掙扎

對這些疫情期間的失業者來說,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少。直到這時,他們才明白沒工作到底意味著什麼。「工作沒了可以再找,活沒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總有口飯吃。但如果平臺沒了呢?」

去年五月份離職那會兒,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條拍攝項目。作為一名短視頻編導,這個頻率在上海還「勉強吃得上飯」。其中一部分還得歸於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攝數量逐漸從每月四條變成了兩條,又從兩條減到了一條。到了今年,他徹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來源的何川並沒有放挺。失業的一年裡,他一共面試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資人轉行,沒等入職團隊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崗位都在,但進去一看,整個公司就剩老闆一個人了。還有一次,他和項目主管聊了兩個小時,結果,對方只是找他學學經驗,沒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幾個月,何川每天除了搶菜,就是到處問朋友:「你們公司還開著嗎?」那時,他已經跟政府申請了失業補貼,一個月能領一千三百塊錢。

有朋友曾給何川推薦過一家娛樂公司,旗下有個老演員,接不到戲,想轉型做短視頻劇。正需要他這種既拍過網大,又做過短視頻的編導。雙方聊得都很不錯,就等一個offer。七天過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黃了。

環境的萎靡讓何川感到無力。他開始上網搜索緩解焦慮的方法,那是一種讓畫筆在紙上隨身體自由移動的繪畫方式。他席地而坐,兩手同時畫出一團團無序的線條,有時候是黃色,有時候是綠色。整個人彷彿遁入了虛空。

他說:「大廈崩塌後,個體的規律早已不復存在。」他要在廢墟中尋找新的意義。

封控期間,何川嘗試過申請志願者,一方面是他對小區志願者的服務不滿意,經常把菜堆在門口,不往下分發,另一方面是志願者每天有400到800元的薪資。可他還是晚了一步,「早被有關係的佔滿了,送錢都當不上。」

於是,何川又一個轉身複習起了PCR考試,俗稱「核酸檢測上崗證」。他聽聞,那些核酸檢測員一天工資是2000到3000元。

同在影視行業的王希莫記得,2020年疫情爆發後,每週都有院線高管、影視投資人組織線上分享會,主要討論疫情之下行業的發展和困境。到了今年,沒人再提這些事了。

王希莫正是2020年底辭職的,原因很簡單——想回家打遊戲。

那年,他在北京一家發行公司做城市專員,負責聯繫各大院線,給電影排片。影院關停後,公司接不到項目,員工只能拿兩三千的最低工資,錢是老闆取公積金髮的。當時他的想法是,趕緊離職,先打兩個月遊戲再說。

第二年春節過後,王希莫試圖重新找一份工作,發現行業已經捲起來了。一個月薪6000元的發行專員崗,十幾個人競爭,「必須得跟地區最大的頭兒有往來才能錄用。」

這,還只是個專員。

王希莫大學專業是影視戲劇文學,一個同樣失業的同學告訴他,自己一個月接了三個項目,干到第二階段,資方全跑了,最後就拿了點訂金。

王希莫自認為是個不會為以後考慮太多的人。眼前,唯一讓他感到焦慮的就是錢不夠花了。失業之後,王希莫一度靠跟家裡要錢度日。「連外賣會員都開不起了。」

他愛抽煙,二十多塊的黃鶴樓軟藍、小蘇,一天兩包,現在換成了十幾塊的紅利群、南京。他也試過十塊錢以下的煙,嗓子受不了。

原本,王希莫還能靠接私活維持生活,每週去外地帶兩天藝考班,一週兩次,能掙6000塊錢。直到2021年9月,教育部官網出臺政策——到2024年藝術類專業將基本實現省級統考全面覆蓋,各院校不再組織校考,同時將逐步提高文化課錄取成績。

丟了藝考班的王希莫為此憤憤不平:「藝術生跟其他專業不一樣,大學之前他們沒接受過這方面教育。」有藝術課老師給學生上網課,讓說說對電影的基本瞭解,有同學一張嘴:我擅長研究黨史。

去年4月份,王希莫曾有過短暫的工作。公司只有一個項目和電影相關——一個靠區塊鏈技術驅動的排片平臺。進去時,項目正處在試水階段。整個團隊沒一個人懂電影市場。果然,兩個月後項目宣佈告終。

老員工都被分到其他部門,只有他沒過試用期,不幸被裁。

4月23號,週六,北京的天氣炎熱起來。方婷拎著一兜冰棍雀躍著往勁松的小區走。就在大家都接不到活的時候,一個NFT項目送到了嘴邊。經過兩週的線上磨合,甲方和她敲定,下週一起去公司開個會。

她篤定,去就是簽合同的。

正當方婷走到樓下,眼前的一幕讓她發懵。門口全拉上了圍欄,一群「大白」正忙活著。她問了一圈,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個防護人員提醒她:「進去可不能再出來了。」

方婷緊忙跑上樓,把冰棍往地上一撂,又跑下去詢問情況。此時,通知已經貼在了牆上,本樓出現確診病例,整棟樓進行封閉,所有住戶居家隔離。再回到家,冰棍都化了。第二天,她拿出手機給項目負責人發信息,說自己被隔離了,希望能把線下會議改成線上。

對方的答覆很爽快:「線上也不用了,等你解封再說吧」。方婷知道,這是不能再委婉的拒絕了。

五脊六獸

去年下半年,湯平隱約感到環境有所好轉,便借了80萬商貸供妻子創業,配套的還有一輛40多萬的保姆車。加上2020年為孩子上學在燕郊買的40平公寓,貸款共計140多萬。他沒想到,今年形勢又嚴峻了。

在家躺了幾個月,湯平的情緒幾近崩潰。他突然想帶孩子出去旅遊,「要是哪天我被列為失信人,這就是最後一場旅行。」

5月末的一天,湯平到社區開好了保證書:特殊時期,一旦離開,短期內不能再回燕郊。接著,他就帶上7歲的女兒驅車一直往南方開去。他們走國道,一路途徑陝西、四川,最後抵達雲南。每路過一個地方,他就給女兒講當地的文化故事,「這幾年孩子一直沒出來過,連果樹都很少見。」

朋友給湯平發來信息時,爺倆正在楚雄參觀原始人遺址。朋友說,北京三里屯那邊有個酒吧駐場的活,一天700。「感覺壓在心頭的重量一下輕了。」

本計畫出了雲南再進西藏的湯平,一接到消息,立馬調轉車頭,千里迢迢從雲南趕回北京。到家那天是6月9號,就在兩天後,北京衛健委發布了通報:6月10日0時至24時,北京新增36例本土確診病例和25例無症狀感染者,均與天堂超市酒吧相關。

天堂超市酒吧離三里屯商圈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很快,三里屯所有娛樂場所全部關停,其中就包括74家酒吧。剛恢復一週的餐廳堂食,也再次停止。

「已經麻木了,你要玩就玩死我吧。」

百無聊賴的日子裡,跟合租的大爺喝酒是王希莫唯一的娛樂。

大爺是內蒙人,70歲,每次問起大爺的職業,大爺的回答都不一樣。有時候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教授,有時候是聯合國環保組織秘書長,有時候是中國茶文化協會主席。主要取決於爺倆聊到啥。

客廳被隔出了一個屋,沒有窗戶,一張長方形辦公桌就是倆人喝酒的地方。大爺一般這樣喊王希莫:「今兒過節,咱爺倆喝點,我來弄。」吃食無非是速凍餃子和塑封豬蹄,王希莫咬了一口豬蹄,真難吃。大爺問,味道怎麼樣?他說,好吃。酒是「雜牌茅台」和啤酒,如果王希莫不想喝這些,大爺也能瞬間從屋裡拿出來一瓶威士忌。

王希莫從不打聽大爺的私人生活,他們愛聊國際大事,比如:土耳其的宗教信徒到底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喝高興了,大爺就想升華一下彼此的友誼,認他當乾兒子。

那是王希莫極少數不為現實而發愁的時光。

就在今年春節期間,從室友那傳來大爺去世的消息,腦梗。人走的時候,只有大爺一個人在合租的房間裡。王希莫過完年從老家回到北京,大爺的房間已經被家屬收拾一空,只留一張四四開的結婚照掛在牆上。他走進去搜刮一圈,最後把大爺剩的「雜牌茅台」拿去喝了。

沒有人聊天喝酒,王希莫的孤獨和焦慮逐漸在擴大。有時候他自己在家做飯,竟然情不自禁地把過程給說了出來:「我該倒油了,把菜放裡……」

失業以後,他經常出現頭暈、嘔吐、腿腳無力的症狀。有天他喝完酒,突然一股無名火湧上心頭,然後開始用拳頭砸路邊電線桿和大樹。第二天手腫得生疼,去醫院一查,粉碎性骨折。現在還有一片碎骨沒取出來。

這種情緒每隔一週都會發作一次。為此,王希莫專門去醫院挂了好幾個號,查了好一通,最後醫生告訴他:「你有鼻竇炎。」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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