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決定離開上海(圖)


上海火車站(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2年5月8日訊】4月的最後一週,我決定必須要離開上海了。

騎車去火車站

事實上,早在1個月前我就應該坐上飛往廣州的航班了。但行前臨時留宿朋友家,一覺醒來,小區在原定的浦西封控日前一天,拉起了警戒線。我走到門口,退了回來。

1個月後,我又走到了小區門口。

「你保證你不再回來,是不是?」「上海這次疫情結束前,不能回來。」「你要保證的,要簽字。」

結束前當然不回來。

「是的,解封之前不會回這個小區。」我說。

畢竟我也不住在這個小區。

在這之前,我已經和所在居委會報備得到過許可,居委會也知會過保安。臨走這一刻,保安依舊反覆與我確認。最終,他拿出一張紙讓我簽名。表頭上一行黑色粗體字:「外地來滬人員登記表」。也許根本沒來得及製作新的表格,我想,一邊快速在表上簽字,上面已有些記錄,可以看出,在我出發前也零星有些人在來滬表上備註了「離滬」。

下午一點多,日頭正好,我終於踏出了小區大門,準備前往虹橋火車站。飛機的取消率太高,我不敢再冒險。奮鬥將近一週,好不容易搶到一張車票,下午4點半出發。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小區到虹橋火車站的這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如果照往常打車、或者坐地鐵,大概只花半小時不到。但這是4月末的上海,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有通行證的私家車;路邊的共享自行車。前者要價高達千元。地圖顯示,騎行時長1.5小時。我掃開了路邊的一輛小藍。

停了許久的自行車被瘋長的雜草纏住,我從沒見過雜草像這樣從一塊塊從地磚中擠出,幾乎佔領了這條窄窄的人行道。騎上車,行駛在街道上,有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彷彿恐怖片裡的無知女主,被灌輸了20年外面的空氣有毒,第一次來到外面世界,有些期待但又惶恐。

路上幾乎沒有行人。路過幾個小區門口,有居民零散的站在小區門口,正從車上卸下物資,大家就站在馬路上。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走出比小區門口更遠的距離。偶有私家車駛過,駕駛座上的司機也都全副武裝。路上最鮮亮的顏色屬於外賣員、快遞員,他們騎著電瓶車,一如既往行色匆匆,一次裝載的貨物比平常還要多。大多數街邊店面依舊貼著封控之前的告示,「暫停營業至4月5日」,顯然,現在距離所約定的重開日期已經過了許久。

在一個紅燈停的路口,我才發現行道樹的枝椏已長得茂密,地上堆滿了落葉。從未見過的黑白條紋的鳥兒,同麻雀一起在地上跳躍,也並不因為有人靠近而驚慌飛走。

我忽然想放音樂,或者大聲歌唱,但又懷著點心虛和內疚,於是作罷。離開上海,合法合規,我為什麼要心虛呢?明明一切都是合理的,我想來上海,或者離開上海。但在這時候,我好像一個叛變者,偷偷溜走。除了親近的朋友,我誰也沒提起。

騎行半小時,有些累了。雖然天氣不錯,隨身我只帶了一隻出遊用的黑色小包,裡頭也只有一袋乾糧幾個橘子,不沉。此時距離虹橋火車站,還有7公里,在北新涇我遇到了第一個檢查點。身穿防護服的人示意我停下,我準備好了一切可能的證件或證明,沒想到查看核酸就放行了。入站檢票前,我總共遇到過5個檢查點,越靠近火車站要求的材料越多、越頻繁。

十分鐘後,大約2點24分,凌空SOHO附近,我遇到了第三個檢查點,這次要求綠碼、核酸、當日車票齊全。這個路口通向虹橋樞紐,通過後就去的要麼是機場,要麼就是火車站。工作人員問了行程,檢查票證完畢後,用上海話與我說了聲:「再會」,我也回:「再會」。

滯留的人

再向前騎出一段路後,一看導航猛然發現已經騎過了頭,得掉頭到正確的轉彎處才能到達火車站,還有5公里。已經折騰了1個多小時,我很累、很渴,又不太敢摘口罩。我打算休息一會。

正將自行車推進路邊的車棚中,與路邊一位抽煙的大哥對上了視線,他正在蓋上電瓶車的車蓋,我上前詢問:「大哥你這車是自己的吧?」我想請他送我去入站口,但是擔心車另有他用,大哥不願載人。

大哥看樣子三十多歲,長著一張面善的圓臉,體型敦實,講話一點不含糊:「你有事可以直說。」

「請問你可以送我去虹橋火車站嗎,我可以給你紅包……」

大哥打斷了我,沒有拒絕,但顯得有些猶豫、為難:「倒不是因為錢,現在疫情嚴重,我也怕你不太安全。」

「沒事,我給你看核酸!」我邊說邊開始掏手機。

他看看我,打量了幾秒,重重吸一口煙,彷彿下定了決心:「妹子,錢不用給,我把這根煙抽完送你去。」然後反而馬上給我看了他的核酸報告,我也點開了核酸頁面,他又擺擺手:「核酸也不用看。」

下個階段有救了,我這才安心將自行車上了鎖。手機中顯示恰好騎行1小時,需支付5.5元。

大哥的電瓶車開得很穩當,途中一直提醒我,「抓好手機和背包啊。」「你手機要是掉了,我賠不起的。」我趕忙回:「哎呀掉了也不會讓你賠的。」

電瓶車比自行車的確快多了,很快,我們距離入站口只有1公里左右。但離火車站越來越近,我卻感覺越來越陌生。「為什麼路邊那麼多背包客坐著?」我疑惑,大哥告訴我他們是滯留在這的,有的已經在這兒十多天了。他很謹慎,帶我繞開了人群。

一直開到入站前最後一個岔口,路邊標識顯示:非機動車不可通行。車停,我下了車,大哥囑咐我:「不要亂碰,不要亂摸,做好消毒,剩下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這裡,虹橋火車站高架橋下的三岔路口,已經被大巴、人群和垃圾擠滿。這裡可能是我最近1個月來見過的人群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只有小區裡排隊做核酸能相比,當然,這裡的密集是無序的。

目測有50多人匯聚一處,滯留在此,他們有的三兩成群,有的形單影隻,大部分人身下墊著硬紙板,或坐或睡在路邊,周圍有很明顯的生活痕跡——用過的紙巾、方便麵袋子、撕開的衛生巾包裝散落。顯然,他們在這裡待了不止一天。

他們神色看起來並不匆忙,不像要趕車,有人只是抬頭向四處張望,臉上透露著茫然。大多數人沒有戴口罩,我低著頭匆匆向前。走到橋上,橋面蜿蜒向上,過了一會,「上海虹橋站」幾個熟悉的紅標大字終於出現在眼前。

距離入站口只剩百米,路上卻只有我一個人在向前走,路邊有三十多個滯留者,就像橋下的那些人一樣,坐著、站著、望望遠處。有些人坐在地上聊天、有些在玩遊戲、或者刷短視頻。我後來知道這些人之所以坐在橋上,是因為這兒能充電。突然,一個坐在地上的中年男子見我經過,把手比作槍,開腔說話:「別動,舉起手,你被抓了!」

我遠遠看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快步上前去,這裡是第4個檢查點,我一邊出示票證,一邊問了一聲:「那些人為什麼在那啊?」工作人員答:「這些人,有的沒買到車票,有的沒有核酸報告。」顧不得多想,我決定先進火車站。回頭看了一眼,人群靜止在入口不遠處,橋邊滿滿種了一排月季,開得正艷,無人觀賞。

火車站內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一切都變得規整有序起來。入站前完成最後一次核酸、綠碼、車票的檢查,進去後是熟悉的常規流程。但火車站變得很陌生,候車大廳空曠、鴉雀無聲,只有廣播循環播放著來滬的市內交通路線。

顯示發車時間的顯示屏上紅紅一片,當日只有兩個車次沒停運。其中一趟是我要踏上的G7376次,規定檢票的30分鐘前,檢票的隊伍早已大排長龍。

離滬的人群被集中安排在了3個車廂,上車後大家聊起天來,各自聊著怎麼搶到的票和目的地。坐邊上的中年男人一落座就忙著給妻子女兒打視頻報平安。他是個海員,運貨來上海後恰逢休假,在酒店裡呆了一個月,好不容易才搶到了票。他對妻女說,有些擔心會被遣返。後面的乘客打趣:「我們都是上海的逃兵,現在出來了,上海也不希望我們再回去呀!」

車開出不久是晚飯時間,餐車關閉,乘務員拿著盒飯在車廂來回推銷,鄰座的女生忙不迭點了一份,不顧風險摘下口罩吃了起來。這時我才注意到,她頭髮因久未梳洗而粘在一塊,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小挎包,並無其他行李。吃完飯後,她便到處向人討要搶票渠道,面露焦慮之色。我和她閒聊幾句,才得知,她已在虹橋火車站滯留了3天,這或許是她的第一頓正式用餐。

打工的人

在出站排隊時,我注意到了三人,他們30歲出頭,膚色黝黑,低聲商量著第二程目的地。其中一人從箱子裡拿出黑色外套穿上,腋下明顯破了個大洞。

後來,我認識了其中一人,叫張華。他告訴我,他們3人都是3月初才從老家出來,經人介紹到上海工作,但待了一個月,他們都決定馬上要離開。他們後在虹橋站露宿了3天2夜,才買到的票啟程。

張華老家山西過來上海務工。包工頭原本承諾他到上海做叉車司機,保底月薪7000元,到了上海他才知道實際上是裝卸工,在某家供應鏈工廠,且是日結工資,一天工作長達十二個小時。但因為熟人介紹,張華並沒有和工廠簽訂合同。

4月初,浦西被封控,他和工友被隔離在了九亭工廠的辦公室中,裡面只有桌子、椅子和一塊白板。張華和工友只得將物件移開,在10平米的環境裡打地鋪,將就了20天,期間一日兩頓飯,沒有任何收入。

4月19日,物流運輸逐漸恢復,公司給張華髮了城市運營保障工作人員證明,他們再次上崗。他負責裝卸外省市運至上海的保供菜品,隨後發往各個小區。他告訴我,雖然之前20天沒錢賺,但促使他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的原因,還是因為復工後的危險情況。

裝卸工作需要多次進出小區和工廠,但公司並未給工人配備任何防疫設備。外來車輛進出工廠也不消毒,甚至工人的口罩都需要自己買。張華不放心,提出需要配備防護服,遭到了包工頭的拒絕。張華說,工廠早在3月底就有病例,而該工人所經手的貨物,也並未被消殺,直接被運送出廠。

他和同事決定離開。實際上崗時間只有21天,在扣除了介紹費後,張華拿到了2000元工資,但他想,即使剩下的錢要不回來,他也認了。和工友打上一輛有通行證的出租車,張華支付350元從九亭來到了虹橋火車站,打算現場買票。因此在火車站滯留了3天,他說:「原本我想買上火車票就可以離開上海了,是新的開始,但沒有想到卻是厄運的開始。」

在火車站,每天會在下午2點左右放票,每個班車有40餘張,但據張華目測,他到火車站的時候,滯留人數已經超過200人。滯留著無事,張華有空就去和同樣滯留的人攀談聊天,他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觀察和判斷:

3月中旬,上海疫情變得嚴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網上發布招聘「防疫志願者」的消息,稱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

而這些人在來到上海後,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紹費,隨後並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載著他們到方艙、醫院、工廠等地,詢問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沒有就轉一圈回來火車站,第二天再去問工。滯留在這兒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願者」騙來的,他們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艙等地做了幾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卻發現已經買不到離滬的車票了。周邊賓館幾乎沒開,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著要麼回家,要麼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費和介紹費賺回來,一來二去便在虹橋站住下了。

沒有當日車票並不能進站,滯留人群能待的只有入站口前的露天平臺,白天檢票口附近有工作人員和警察,但他們只負責做核酸和統計人數,並沒有人提供飲食。張華聽說,一開始是有物資車來供應的,但是後來滯留人群總是鬧事,便沒有人分發食物了,大家只能靠著自己帶的乾糧充飢,有些人沒吃的只能到處問人要。

張華滯留那幾天吃的是自己帶的速食麵,干吃。廁所也無處可上,一度滯留在那的男男女女只能在路邊就地解決。

睡眠更是個大問題。他們一開始睡在入站口附近的廣場上,能離火車站近些。晚春的上海,夜晚微涼,對於只穿了薄薄衣物的人來說卻是冷得刺骨。「那2個晚上我不記得什麼感覺,就是冷。」

張華向成功搶到票離滬的人高價買下了兩床被褥,100元一條。即使已經數不清被轉了幾手,變成臭烘烘,依然是當時的硬通貨。高價買到的被子被張華給了同行的兩個女生,自己則是坐在行李邊上刷手機,硬撐了一夜。第二天,他們便遭驅逐,只得在三岔口的橋下找位置,橋下並無遮擋,滯留者們在草地墊上硬紙板,聚在一起。晚上10點,隔壁有人打牌,也有人唱歌,有幾個外地口音的中介問他,要不要去方艙打工,他拒絕了。張華給幾位同行者拉了個群,群名叫「刻骨銘心」。

火車站的售票窗口並不明顯,在入站口向左到底,僅僅留了20公分的空隙,在滯留了2天後,張華終於買了到票,他的手中只剩了1000元。

他將被褥和食物全留給了同行的女生,女生來自廣西,她已經被中介騙過幾次,獨自在虹橋滯留了10天,她依然不打算離開上海,想先把投入的錢賺回來,她苦笑著說:「下個月5000的房貸,肯定是要逾期了。」

求醫的人

和我同在G7376車次的另一個女生小莫,是陪爸爸來看病的,他們這次從上海回新疆,路上要轉3天的車。

今年2月,小莫的爸爸身體不適,新疆當地醫院檢查CT後,判定為疑似肝癌,給他安排了住院。家人起先並沒有告訴爸爸病情,但是媽媽情緒不佳,在爸爸面前沒忍住落淚,爸爸上網一搜索服用的藥物,知道了實情。

小莫爸爸知道後,情緒不太穩定,也不願意繼續住院。她心裏焦急,3月初就立即給爸爸挂了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專家號。但小莫的孩子才剛滿3歲,需要照顧。所以最初是小莫的媽媽和妹妹到上海陪護爸爸。原定檢查要等待一週,母女倆於是在醫院附近的小區租住,方便照顧。然而,3月中旬徐匯疫情開始變得嚴重,沒幾天她們就沒有任何準備地被封在了小區。

小莫得知消息後,立即訂第二天的機票從新疆來上海。到上海後,小莫陪爸爸轉去腫瘤醫院的浦東院區,完成接下來的檢查。但疫情越來越嚴重,檢查進行到一半,他們被告知醫院封院,小莫爸爸必須出院等待下一步安排。

肝癌檢查需要通過穿刺提取肝活細胞進行化驗,以確定病理性質,這是檢查中最關鍵的一步。最重要的穿刺來不及做,還得等。4月初,小莫和爸爸住進了醫院附近的民宿,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哪怕是不好的結果,我們也能去面對。可是等待真的很煎熬。」小莫說。

她只有醫生助理的微信,除此以外沒有任何聯繫方式,她只能每天發微信詢問,能否能再安排住院。醫生助理一開始告訴她,只接收本地病患,後又稱醫院床位不夠,不予接收。再後來,醫生助理也被通知居家隔離了,助理也發了個哭臉:「不知道啊,等通知。」

原本一個禮拜能完成的檢查,被拉長至一個月,生死攸關的問題被暫停解答,也無法進行任何治療,這每天都在挑戰著小莫和家人的心理防線。

我問她:「你有想過回家嗎?」

她說:「沒想過,不清不楚的回家,白來了。」

只能咬著牙硬撐。終於在20天後,4月11日,醫生助理安排小莫爸爸住院穿刺,結果是陰性,目前並不能被診斷為肝癌,醫生通知他們兩個月後複診。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他們也終於能踏上回家的路。

這是小莫一家第一次來上海,但媽媽和妹妹在徐匯,她和爸爸在浦東,一家人都在上海時也無法相見。下次再來就是兩月後了。她說,這應該就算是這次來上海最好的結果吧。

G7376車次連續三天檢測出陽性病例,車上成員均被判為密接。我、張華、小莫,和車上其他乘客到站後,都在當地集中隔離,下一步仍然未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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