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產的真實情況（二十七）(圖)
北京外賣員（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月22日訊】（接上文）二十七，董路雇電視臺解說員陪自己聊天，共產黨封鎖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
只恆文早在90年代初，30年前，在體育部的辦公室就跟我說：「記者，畢竟也是國家幹部。」這句話非常到位。比如，80年代的光明日報群工部主任王晨現在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副國級。他的部門1985年為我出過《讀者來信摘編》，就是沒有經過記者調查的內參，幫助我代表我父親，北京市通縣政協委員、畫家郭篤民跟通縣教育局要房子。所以，團中央第一書記，解放軍退役空軍少將宋德福，後來當了國家人事部部長搞《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就是瞎胡鬧。後來他去了福建當省委書記，身體也被他瞎胡鬧弄垮了，年紀不大就死了。他是胡錦濤弄到團中央準備幫助自己從江澤民手裡奪軍權的人選，但是正經事他不會幹，就會瞎折騰。就死了。
但是，只恆文沒有認識到國家幹部就不能輕易違法，隨便違法，比如不惜破壞勞動法，不惜侵犯我人權，要求我大賽之時每天下午2點上班，夜裡2點下班，12個小時，每天只掙幾十塊錢編輯費。辛明每個月2萬元，盧學周每個月2萬多。董路每個月可以達到4萬元。房價是2000元！這麼荒唐的事情就可以發生，國家幹部只恆文就可以聽之任之，卻對我隨意謾罵，每天罵兩個小時。這樣的後果他想到了嗎？他太牛逼了，想到了也不怕。
因為還有比他更牛逼的，畢熙東就不說了，董路就比他牛逼多了。掙錢多，開豪車；老婆是電影演員；公開罵人，想罵誰就罵誰。當了常務副總編輯之後，把畢熙東的親戚周志剛都給罵跑了。也把自己的鐵哥們兒周超罵跑了。周超在2002年韓日世界盃的時候，去韓國採訪之前跟畢熙東雇來的前人民日報體育部記者張抒干仗。張抒報導過中國登山隊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那次還測得了新的高度。1989年解放軍戒嚴部隊大屠殺，他在人民日報印刷廠出版號外。之後被抓起來，關了一年，沒判刑，但是開除公職。後來化名趙牧。畢熙東雇他來頂替董路當然也頂替了不會寫稿子改稿子的只恆文，當了編輯部主任。這時候才開始放棄承包制，每個月給董路發1萬元基本工資。周超跟趙牧干仗，為董路打天下。周超先去了《新京報》，後來去了新浪網，一直到今天。
青年體育報搬回了海運倉之後，張抒就自己撤退了。畢熙東也革命，大罵薩馬蘭奇是黑社會；也反革命，雇佣張抒。我揭露這些，現在中國青年報要是繼續下大力氣整我，就要掂量掂量這些事情搞大了，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但是2002年世界盃結束，李學謙催畢熙東扭虧為盈，畢熙東就把董路當了雨傘，任命董路為常務副總編輯。自己退居二線。意思是用董路打開市場打開銷路。董路就牛逼了。在大平面跟周超大喊：「我無論如何比你大幾歲，還是你進入新聞界的領路人，你不能跟我這麼說話！」之後，命令他們足球編輯室的老三張亞非通知大家到小會議室開會，專門聲討老二週超。當著十幾個人聲嘶力竭地臭罵。隔著門都能聽得見。周朝就混不下去了。之前的不久，周超每個月拿2萬多元，領錢的時候就跟恩麗紅念叨：「這錢發得是不少，就是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能過多久？」董路就不讓他過太久。因為周超能獨當一面，畢熙東都懼怕，都尊重。打跑了周超，董路就沒有了競爭對手，一騎絕塵！而且自己雇佣的都是在校實習生，那錢想怎麼發，就怎麼發，他每個月的收入4萬元都打不住！
2004年，青年體育報因為報社的資方北大青鳥公司（這就是中國青年報拋開團中央、黨中央的節奏）的人要來不少，需要很多辦公室，就被轟出來，流落到了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六條街道辦事處4號樓，專門出租，為街道辦事處幹部發獎金的辦公樓出報紙。地方小，人多，我們這些草民很擠，畢熙東和董路都是一個人一間辦公室，編輯部主任只恆文和編務恩麗紅，名副其實的校對每個月比我多拿600元的校對陳玉敏三個人一個辦公室。董路就到大屋子說：「太擠了，誰搬到我哪裡去？」誰敢去，找罵啊？伴君如伴虎，這幫人文化不高，但是是專業的馬仔，對這一點很清楚，都不去。
董路就很孤獨，沒人說話啊。那就雇一個。他不是經常晚上不來辦報紙而是去電視臺說球嗎？董路除了每個月1萬元工資，還有稿費。此外的財源是在外面兼職兩個，到電視臺說球。剋扣下屬的工資和稿費。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靠他培養提拔，當然心甘情願。晚上出報紙人員和緊張，他都經常不來，委託給周超，周超被打跑，委託張亞非和李海燕。
董路就把徐陽找來了。徐陽是北京國安隊足球運動員，打了好幾年北京隊甚至進入了國家隊，後衛。人長得精神，據說缺點是場上對抗不足，那就是等著退役靠臉吃飯哪。他開始說球了。中國的電視臺最早的體育比賽解說都是電視臺的播音員，比如宋世雄，就是嘴快，代替了圖像，因為更早的解說員是廣播電臺的。收音機沒有圖像。宋世雄韓喬生之後，電視臺就注意專業化，請會外語的嘉賓，請退役運動員和市面上的媒體記者。董路業餘踢球，也能寫，也能說，就成了電視臺解說。
以後徐陽經常來上班了，所謂上班就是和董路一個辦公室坐著，沒事的時候，陪著董路聊天。他不會寫稿子，名字恨不能都不會寫。就是拿嘴說說，還是只跟董路說說。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甚至不到，董路就因為報社一直欠薪，欠稿費要罷工，也在外面散風了，外面的媒體也有報導中國青年報旗下的青年體育報欠薪的事情。王宏猷就決定關張，遣散董路他們這些外聘人員。
畢熙東被撤職之後，頂替他的是副社長寧光強和報社事業辦副主任任春魁。最早任春魁是群工部副主任，1986年帶著我去呼和浩特市採訪，為農民年畫家李喜春的工作安排呼籲。後來李喜春被安排到了縣裡文化館。為此我們約見了市委書記。市委書記親自過問此事。回來之後，他就住進了地壇傳染病醫院，我的肝功能也長期不好，我們在農民家裡吃飯，感染了肝炎。那時候中國的肝炎很嚴重，內蒙古的更嚴重。我後來很長時間都不能獻血，都是病毒檢測陽性。所以任春魁是我的老上級。他作為副手，給每個遣散人員發了遣散會議通知，也給我發了一張。這就是糊塗啊！我是編製內人員，是要回來安排工作的，怎麼能發這種通知呢？沒有它，報社將來還可以耍賴，有這個，報社就只好在法院那裡承認我被安排「試崗」。
開會那天，徐陽也來了，和董路都坐在後面。中間，他還跑到主席台上為寧光強等的茶杯裡添水。董路笑著說：「你看這心多大啊，都下崗了，工作都沒了，還給人家倒水呢。」徐陽退役發了一大筆錢，年輕，也根本沒把陪著董路聊天當成一份工作，所以心態很放鬆。不像我這種人，只有這一個飯碗，而且欠了好幾年的工資，受了好幾年的壓迫。
按照法律，報社都給了遣散費，就是五險一金。徐陽的工作時間只有董路知道，他不會少寫。徐陽不寫稿子，查都不好查。董路就一口咬定什麼什麼時候徐陽開始來的，報社有什麼辦法？何況畢熙東都不跟大家簽勞動合同，是公然違法，報社就避免把事情搞大，寧願消財免災。那些錢是北大青鳥公司的，公司的錢是股民的，誰會心疼？所以徐陽絕對沒少拿錢。在這裡聊聊天，就拿走一大筆錢。中國青年報就能幹出這樣的傻事。
後來徐陽在電視臺越說越好，影響越來越大。寫這篇文章之前，我還差了他的資料，發現他如今還是很紅火的。
中國的法官就是法庭上的趙立堅和華春瑩，也是胡說八道，一點道理不講，而且比他們更過分，外交部發言人畢竟面對全世界的媒體，太離譜的話也不敢說，報導出去也不好。但是法官的判決和庭審，很難傳播出去，即使傳播出去了，範圍也有限。所以他們肆無忌憚。比如說我的工資高於北京市最低工資就是北京市農民工的工資，所以報社不欠我的錢。對我幹的工作也輕描淡寫，好像是純技術，純勞動力，很簡單。實際上，我發揮的是黨中央直屬機關專業技術幹部的作用，承擔了處級幹部的職責。舉個例子。
2003年的非典肺炎疫情，跟今天的差不了多少，對國家和人民的衝擊也非常大。那次死了很多人，廣東和香港那邊來的「毒王」就在報社所在的海運倉胡同西頭的東直門中醫院看病，未確診之前，所以傳染了很多人。當時的治療辦法主要是使用激素。激素的副作用是造成股骨頭壞死。股骨頭就是大腿骨的頭，與骨盆的槽連接，股骨頭壞死，這人的行走就成了問題。現在歌星劉歡的病情加重，也是股骨頭壞死。他年輕的時候甲亢，治療中可能使用了激素。我在90年代中期寫了他的批評報導，他因此請我吃過飯，在報社東面，二環路外側的國安部辦的保利大廈。非典中死裡逃生的人不少後來都癱瘓了，但是官方和今天一樣也是打壓封鎖，直到這些人默默死去。所以今天大家都不知道這種事。所以今天共產黨也要竭力封鎖一切消息。人是健忘的，人是要死了，時間一長，忘了死了，共產黨就是一點事兒都沒有了，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建達大廈的西面，2000多米，就是地壇傳染病醫院，那個時代，中國人都沒有接觸過肺炎那樣重的疫情，一般就是肺結核和肝炎。所以傳染病醫院就建在鬧市區。後來遷到了首都機場附近，地廣人稀的地方。我去過地壇傳染病醫院。是看望任春魁。
畢熙東當時聽人聊天，說地毯傳染病醫院的醫療垃圾不苫蓋，就敞著使用卡車拉走，被風吹到馬路上，傳播病菌。就授意盧學周寫一篇評論，登在青年體育報綜合體育的版面上，我看了就跟只恆文講了。我說按照新聞出版署的規定，報紙實行行業管理，體育報怎麼能刊登這種消息。這是屬於政治類的。要是發表，應該放在時政類報紙上。只恆文恍然大悟，就阻止了。就避免了一場災禍。
只恆文也跟我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情：工人日報的子報《新報》，在文摘版刊登了一個順口溜，把解放軍、人大、政協全罵了。這個版面的責任編輯就是報社編輯記者羅強烈的老婆。羅強烈是四川人，曾經和女記者，陳小川後來提拔的軍事部主任，編委李雪紅假結婚，幫助李雪紅從重慶調進北京。此前李雪紅和重慶市團市委書記睡覺，搞定了那邊。羅強烈卻背了一個離異的黑鍋，結婚就晚。這位以為別的報紙刊登過，就安排到了版面上，發表之後，上面怪罪下來，立即就把這張報紙封了。人員遣散。只恆文告訴我這件事情，是讓我一定要堵住這一類的問題。我就堵住了。不然，青年體育報也會被立即封掉，關張。
當時羅強烈買的房子和賀延光的在一起。賀延光是著名的攝影家，胡錦濤都認識，給胡錦濤拍接見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片子，是抓住了連戰走過來與原地不動的胡錦濤握手的一剎那，把胡錦濤是皇帝，連戰是諸侯的概念圖解，就獲得了大獎。賀延光還拍過北大學生舉著「小平您好」的橫幅走過天安門的片子，也獲得了大獎。他是中國最革命的攝影家，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我在武裝部宿舍樓的鄰居，301的住戶。他知道了此事，惡狠狠地說：「活該，平時也不學習政治，到時候就出了大事。」
目前賀延光在美國洛杉磯陪著第二個老婆和孩子，他的二兒子在美國上大學呢。他來了幾年了，估計在美國都買了房子。攝影記者比文字記者的錢要多一倍。要是新聞發布會，都是給他們很大的紅包。他們自己也會開婚紗攝影樓之類的買賣。手藝比一般的照相館強多了，所以生意都會很不錯。
我們報紙的另一個攝影家，和我一批進報社的劉佔坤，就是這樣的大款。人稱出國培訓站。他的幾個女朋友都是和他分手之後去了美國！
我封鎖疫情的消息和評論，這樣的工作是農民工的工作嗎？既然不是，就不能拿農民工的工資標準來衡量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