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中國人 每個人都背著2萬元債務?(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1年9月24日訊】財經問題是說不完的話題,中國的財經問題更是說不完,而且它是黨國體制,完全不同於民主國家,非常複雜,就更說不完,也非常難以說清楚。特別是海外華人,沒有在中國長時間生活過,沒在體制內混過,就更難說清楚中國的財經問題。比如有的自媒體說中國各地方政府欠了28萬億的債務,中國14億人民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卻是每人背上了2萬元債務,因為貪官們都把錢轉移到了海外。這是他對「中國的錢去哪了」給出的答案。
我很不同意這種說法。
首先,中國14億人都欠債,這個說法就不對。中國有9000多萬黨員,其中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制度的獲益者,像我雖然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都沒被發展成黨員,是幹部,但屬於技術幹部,非領導職務幹部。而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雖然不屬於國家幹部,但是掌握著村民的生殺大權,如果是城中村的村幹部,因為城市化,他的家產可能有幾個億。中國有幾百萬軍隊,幾百萬警察和武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官員至少1000萬,事業單位的人員和國企人員也有100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中國至少有1億人是共產黨制度的受益者甚至是貪官污吏,這些人中就包括江澤民、曾慶紅等人,頂多是13億人當韭菜。
我的單位《中國青年報》欠了我20多年工資,我幾乎是我們單位最窮的人,特別是編輯部的記者編輯中最窮的,我也沒有欠2萬元。這28萬億是各地方政府的欠債,我是中央直屬機關的,跟地方政府沒關係,我雖然是北京市戶口,但是北京市市政府欠債,跟我沒關係,用不著我償還。像我這樣的中央機關的幹部,北京有好幾十萬。外交部的駐外大使館人員也不屬於河南省或者廣西自治區啊。這些人加上家屬,也有幾百萬。
我2005年買房的時候,借了銀行36萬元,還款期16年,明年也還完了。現在每個月從我的退休金裡面扣2700元。我現在在美國謀生,也不花這些錢,扣多少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
《中國青年報》1999年實行全員解聘、全員競聘,就留下了一個大問題,後來報社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待崗部」,把我們這些人的人事關係放在這裡。但是情況也是複雜的,像我願意工作,先是幹活算「玩兒」,北京市三級法院都是這麼判決的。後是願意工作,但是不給安排,給100%的基本工資,1700元。有的人安排了工作,但是不願意去。一個是畢熙東的司機趙維君,畢熙東還讓他當兼職的攝影記者,發行總監,《青年體育報》垮臺後,畢熙東讓他去了團中央辦的中國青年網站 ,擔任體育頻道負責人。他本來是報社的電工,報社再安排工作也多半會安排他當電工,他怎麼會幹?所以不回去服從報社的安排,報社每個月給他700多元,再給他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他在外面招搖撞騙還能掙個一兩萬元。畢熙東另一個馬仔叫嚴濤,1990年是武警部隊守衛亞運村的戰士。借調到支隊宣傳股,《中國青年報》亞運會報導組要進亞運村採訪,這樣就認識了嚴濤,他復員後就靠上了畢熙東。後來就當了畢熙東的廣告部負責人。畢熙東請了情婦羅雪當廣告部副主任,嚴濤主動退出,不願意妨礙領導的私生活,就弄了一個足球彩票這樣的「孫子報」,掛在畢熙東的子報下面。子報垮臺,《中國青年報》想留下足球彩票這張報紙,使用《青年體育報》的報號,但是嚴濤帶著人跑了,自己幹。後來他的報紙還進了創業板,是上市公司。他成為上市公司的老總。錢能少掙嗎?報社也是每個月給他700多元錢,給他交各種保險金。
所以說,根本就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欠2萬元債務。
第二,中國的貪官是把很多錢轉移到了海外,但是這只是小頭。中國軍費支出龐大,共產黨從50年代末,錢學森回國的時候就開始搞兩彈一星,現在就是這幾天中國的3個航天員上天,這些要花多少錢?搞一帶一路,多少錢?而且許多工程因為當地政局動盪,這些投資完全收不回來了。買通世界衛生組織,向全世界隱瞞疫情,害死了全世界400多萬人;以往買通奧委會的官員,舉辦奧運會要花多少錢?明年還要搞冬季奧運會。
中國的官僚系統非常龐大,經費是天文數字,中南海每年要花多少錢?絕對保密。維穩的經費是多少?新疆被抓進集中營的就有幾百萬,各種維穩的力量也會超過100萬,要多少經費?西藏也是如此,要多少錢?
我們宿舍樓在北京市朝陽區望京湖光中街2號院,屬於望京街道辦事處,我們院就有一個居委會籌備組。原來的居委會因為我宣傳討薪,干不過我,就遷走了。這樣的街道組織每逢年節、共產黨的大事件都要組織人戴著紅袖標維穩,街道辦事處(這是最基層的政府組織。前些日子中共下文件說把執法權下放到街道,就是下放到這一級。它是居委會的上級。並不是像文革那時候一樣,把執法權下放給居委會的老太太。)會給居委會大米白面和食用油,作為上街巡邏的獎賞。這不也是花錢買的嗎?
第三,也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有資格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
80年代末期,共產黨就搞企業破產,工人下崗,所以有了「鄧小平揮手全民下海,江澤民揮手全民下崗,習近平揮手全民下崽」的歌謠。想勞動也不讓你干。馬克思設想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而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讓你勞動,餓死你。他們其實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前妻是北京市西單商場的售貨員,2000年之後,也讓她內退了,每個月給560元錢,回家呆著。西單商場90年代就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了,有股票。也是先發行了職工內部股票。應該是那個時期北京除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全市第二牛的百貨大樓。但是那個時代全國大商店都走性感路線,都是雇佣外地和農村來的20多歲的年輕姑娘當售貨員。我老婆那時候40歲出頭,就算歲數大了,就必須內退。先逼著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其實他們都是70年代末參加工作的,那時候根本沒有合同制,是終身制。兩年一簽合同,第二次就不簽了,就讓他們回家內退。等到了50歲,男的到了55歲再給正式的退休費。這就叫內退。那個時期全國很多的企業都這樣搞。自己單位有活干,有效益,不賠錢不倒閉,但是就是不讓你上班。這就是江澤民揮手全民下崗的厲害。海外個別自媒體現在說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誰讓你干幾十年了?
勞動,在中國是一種特權,不是誰都能勞動的。我採訪過姚明,王治郅巴特爾,鄭海霞,宋曉波等許多明星,籃球報導在90年代末全國有名,但是1999年全員解聘全員競聘,因為我不是高幹子弟,也就是紅二代,總編輯李學謙就讓我回家了。他是李克強的小兄弟啊,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呆了半年,再上崗,算玩兒,不算正式上班。《青年體育報》垮臺,我又回家了,2007年我在報社大門口躺平,上面蓋著報社欠我工資的白單子,這樣搞了幾次,陳小川等報社領導才讓我去了檢查組當校對。我不會幹校對,我幹的是比校對高級得多的編輯工作。這是我的本行。但是也是拿校對的錢。我經常在報社內部網上批評報社的領導,後來副總編輯唐為忠,人事處長郭藍燕,保衛處長莊偉利,主管治安也就是維穩的副社長寧光強4個人給我開了一個會,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內保處拘留;後來唐為忠又讓我回家了。但是開工資,加上各種補助,再讓陳小川總編輯給我一個固定額的獎金,每月好像是2000元。跟上班的檢查員差不多。我就不是辛辛苦苦上班了。這樣的日子混了一年多,唐為忠心臟病猝死了,劉雲山的小兄弟杜湧濤副總編輯又讓我回去當了檢查。這是比校對高級的工作,但是名和利遠低於記者編輯。基本上沒有名,不允許也沒有機會寫稿子。杜湧濤比唐為忠水平高多了,所以現在是國務院的副部級幹部。我怎麼是辛辛苦苦工作了?要說辛辛苦苦,還是在《青年體育報》的5年半,一個人干四五個人的活,但是算「玩兒」。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這樣判的,北京市二中院也是這樣二審的,北京市高級法院最後終審判決,也是這個結論。我怎麼是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中國人民包括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的我,沒有資格辛辛苦苦幹幾十年。那需要加入共產黨,是高幹子女,是處級以上幹部,比如畢熙東、李大同、陳小川,馬年華。畢熙東的副手只恆文是副處級,不是黨員,副處級的職務是聘任制,不是「任命制」——不聘任了,職務就取消了。所以《青年體育報》垮臺後,他也下崗了。
但是我們單位的秘書長羅志軍,後來調到團中央當了中青實業公司總經理,正局級;再後來調到南京市當了副市長。團中央書記李源潮那個時期是江蘇省省委書記。後來羅志軍就是南京市市長、江蘇省省長,最後是省委書記。退休後,又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什麼小組辛辛苦苦地工作。他是高幹子弟,文革的時候,知識青年都去農村上山下鄉,包括習近平,但是他是到東海艦隊還是什麼海艦隊當戰士。後來回到北京倒是和我一起辛辛苦苦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習了5年。不過人家真是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一直到現在。我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配不上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的評語。
有的海外媒體還以為只有法輪功才會受到迫害,我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干一行愛一行,先是在群工部為讀者直接服務,維護合法權益,後是體育記者,寫了很多讀者愛看,體育界人士說很專業的報導,但是都讓我回家,都待崗了。當然我比四川、東北那些國營大廠子的工人還是幸福多了,他們的廠子被共產黨關閉後,完全沒有了收入,丈夫在家看孩子做飯,妻子去外面甚至是外地養家,2000年,《中國青年報》的王長安編輯用自殺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生活。
我這個中央單位的幹部,現在也不欠任何地方政府的錢。房貸是按月還。明年就還完。前妻和女兒也不欠別人錢。她們倒是屬於北京市社會保險系統。要說每個人欠2萬元,這倆人就算是吧。
所以,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財經問題更是如此,並不是外人能搞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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