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在延安種鴉片？這答案一針見血(圖)
中共種植鴉片換得鉅額金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網絡圖片）
「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
1942年8月2日
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到：「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是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中共中央通過博古負責的電臺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保持聯繫，所有通訊聯絡都用密碼。
博古是能堅持自己立場的少數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誰的意見，要麼就明說，要麼只是笑笑，這種微笑比語言更能表達他的看法。
晚飯時，我們有幸接待肖里來訪。他飽餐過後，透露最新消息：「你們的軍隊快要放棄庫班地區，把它交給德國人了……」他的話充滿了惡意。
特區沒有貨幣酬報制度。工人、機關工作人員、學生和軍人都配給制服和糧食。
軍隊裡，每人配給一斤半小米，而在機關和教育部門，則只有一斤三兩。
學生和工作人員每年可以領取一套內衣內褲，一套夏裝，一套冬衣。軍隊中配額稍高一些。
按官方說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約16盎司油、1磅鹽和260元邊幣的津貼。
但這不過說說而已，因為實際上他們每天吃的是兩頓小米飯。肉食只供應高級幹部和軍官。
我從未到過熱帶地區，但是熱帶下雨想必就是這樣的。濃雲低垂，壓住群山光禿禿的峰頂。烏雲從四面八方翻滾而來。一聲霹靂劃破天空，接著大雨傾盆而下，漫漫黃塵頓時化為一片泥潭。
我們虧得有幾匹很強壯的矮種馬。馱著我們小心翼翼地顛簸於陡峭的山路之間。我全身都散發出一股難聞的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說對了，德國人已侵入庫班地區。
第二戰場還沒有影子。像在中國這樣，盟國只願意參加空戰。就讓俄國人、中國人以及被佔領國的游擊隊去流血吧！
康生為了竭力加強他的地位，身邊都用他的人。他的秘書肖里是反蘇狂。他的副手李克農，於1941年從國民黨區來到這裡，他曾是國民黨的諜報和反諜報負責人。李克農無疑是蘇聯的死敵。
特工部是彭真領導的。
據尤任說，彭真在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那裡來到延安。劉少奇是新四軍的政委。
順便提一句，李克農有心臟病，他去找奧爾洛夫看病，李克農這種人，首先監視奧爾洛夫，然後又要他治病！
李克農這人很陰；他既粗暴又專橫。他非常謹慎小心，不讓別人看見誰去過他那裡。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運往滿洲，渡水工具正向濱海地區運送。
日本軍閥會見俄國反革命頭目，公開講到將來要發動反蘇戰爭，建立一個緩衝國。
日本電臺在大叫大嚷要「消除來自北方的威脅」，廣播的調子一天比一天惡毒。
據莫斯科報導，五、六月份發生日軍和日機侵擾蘇聯邊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納粹就是這樣挑起戰爭的。
今年年初以來，中共一直在進行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原來預期大會會早些召開，但是以新四軍被擊潰為藉口而推遲了。
一些來自遙遠的解放區的代表已抵延安，還有更多代表將陸續來到。
我們認為，代表大會推遲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領導內部有鬥爭的情況下，毛澤東不想冒風險到大會上作公開的講話。
整風運動似乎與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有直接的關係。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軍的前線去。在前線，我們就可以把中共領導所講的話，同他們的政策對照一番了。
康生想讓中共中央委員反對同國民黨聯合，以便不惜代價地挑起武裝衝突。這個問題使人聯想到康生會不會是個日本特務。他堅決反對積極抗擊佔領軍，煽動毛澤東把全部軍隊從抗日前線撤回後方。
中共的領導成員一直是以輕視的態度對待我們的，而現在由於蘇軍正節節敗退，他們簡直就完全以敵對態度對待我們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員不要同我們保持任何聯繫。他們不讓我們瞭解當地生活的任何情況，不讓我們去看戰，或者聽音樂，也不准參加文娛晚會。他們甚至企圖隱瞞特區有莫斯科報紙一事。
康生是個偽君子，表面上還跟以前一樣彬彬有禮，經常許願，但從不兌現。由於我是他的「老相識」，他見到我時滿臉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發泄了一大通。早飯後，我們都坐在桌子旁邊，他說：「大大小小，許多事實都說明，我們是生活在敵人中間！在這裡，沒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媽的，在這裡是容易發脾氣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乾」，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來了。康生對從蘇聯回來的人說：「別老想著你們在蘇聯工作過！這裡是中國。做工作得有中國風格！記住，你們在蘇聯是學壞了，並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們跟蘇聯人隨便往來！」肖里對我們這兒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難以形容。
我們無論走到哪裡，都處在康生的工作人員的監視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員還是過去的炊事員，都是監視我們的，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幫告密者監視著：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腳快，到處鑽。只要這些人一到場，我們想要與之談話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親自決定誰去談，跟誰談。當然，這些人都是嚴格訓練過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澤東突然跟尤任提起馬海德來：「馬海德是一個外國人，自願到中國來為中國革命服務，我們遵守國際主義義務，歡迎外國的志願人員。」
從馬海德經常同我們交談的片言隻語中可以看出，他對延安情況瞭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1、毛澤東、康生（特區和中共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劉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他慢慢地攬權，越來越成為顯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陳雲、朱德，他們多少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但他們理論上不強，往往不能維護自己的觀點。
3、所謂的莫斯科派，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反對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時屬於所謂的騎牆派，誰一時得勢，他就容易倒向誰一邊。
鄧發採取中立路線。
周恩來代表中共駐在重慶，實際上處於黨內鬥爭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1930年5月回國，現任中共武裝部隊政治部主任。
陳雲，1905年生，江蘇人。離開學校後他就在上海賣報。在蘇聯學習過。領導特區財經辦事處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的假名為廖程雲。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軍校畢業。1922年他去德國，就學於格丁根大學。他在國外結識了周恩來。在德國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驅遭出境，取道蘇聯回國。1927年，他指揮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1928年，他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的農民武裝會師，並被委派來指揮會師後的部隊。從此，中國紅軍誕生了。
洛甫（張聞天），1900年生於江蘇省一個富有的地方官員的家庭，從南京的一個工程學校畢業後，自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到畢業。從美國回來之後，他就從事翻譯工作，把西方和俄國古典文學著作譯成中文。1925年，由陳雲介紹加入中共。1926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30年回國。1931年1月以來，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主要講課人。是一位能幹的新聞記者。他作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從黨務上說，是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來，1898年生於浙江省的一個大地主家庭。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以後又到天津上學。他由於參加抗日示威運動坐牢六個月。1920年，周恩來赴法深造。在法國，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並且參加了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去過英國，在德國留學一年。1924年，周恩來回到中國。自1927年4月以來，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