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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 我踩到鄧小平的「紅線」 被點名批判(圖)

2021-06-13 19:30 作者:金鐘 桌面版 简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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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牧夫《三次大挫敗》被鄧小平點名批評。(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OHN GIANNINI/AFP via Getty Images)

如果問共產黨統治中國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跡是什麼?回答不是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導致的三年大飢荒。為什麼?評估世上任何災難的嚴重程度只有一個至為重要的標尺,那就是人命的喪失。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獨裁時期,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過「百萬」這個數量級,但是,三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無論是官方透露和海內外各種研究成果,都達到「千萬」數量級。這數千萬人喪生的責任算在共產黨身上,有無根據?是否合理?

這就形成了對這場大飢荒兩個最根本的質疑:一、究竟餓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楊繼繩推翻官方對大飢荒的定性

讓我們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對飢荒死亡人數,若干高幹說過一些概略的數字,但近五十年來,官方從未發布一個大飢荒的正式死亡數;對於飢荒原因卻有一個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一個權威的文件,在鄧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為了應付當時黨內外的批毛浪潮。決議批判了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指為嚴重的「左傾錯誤」。對於大飢荒的描述只有這樣一段話: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現在到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對大飢荒的上述一段話的定性,從未改變過(或者各屆領導人對此閉口不說)。換言之,對大飢荒,中共至今沒有改變毛時代的定性,名稱叫「三年困難時期」,原因有三:「大躍進的錯誤、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結局是「重大損失」。這個定性是抽象的、不負責任的、違反事實的。

但是,三十年來,中國有良知的學者,一直採取「你不給說法,我來給說法」的求實態度,對大飢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學者蔣正華、李南、金輝、曹樹基等,但這些大陸學者偏重於根據一些人口統計資料,作死亡人數的推算,而對飢荒原因、飢荒慘狀的分析顯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給大飢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飢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蒐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飢荒的定性。他認同「三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

楊繼繩來港校閱書稿時,我曾和他見面,對他治學著述風格的樸實嚴謹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換過研究大飢荒的情況,談到過八十年代在香港蒐集大陸人口資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們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時,我曾簡單地回顧過我一九八四年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事。現在想來,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比較詳細的交待,因為這並非個人的得失譭譽,而是有關中共大躍進政策的一個旁證。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和楊繼繩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從事水利技術工作,經常下鄉去水利工地與各地農民接觸。多次聽到那些貧下中農主動向我們訴說「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甚至有公社幹部說四清開「憶苦思甜會」,農民不憶舊社會的苦,反而憶共產黨大躍進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陽港一遊,見到外婆家的老佃農諶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該鄉地主),拉著手告訴我,小時候記得的誰誰誰,一個二個地都餓死了。使我心裡十分震動。

後來,文革中批判彭德懷,看到他的材料深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為「四類」反黨份子挨批鬥。從社會上大量負面材料中,終於看清了毛「反修批修」發動文革的本質,都與那場「大躍進」的失敗有關。心想有朝一日,能說話時,一定要揭露這「千古奇冤」。一個闖下彌天大禍的獨夫竟然還發動(文革)這麼大的運動,去打倒為老百姓說了兩句公道話的老戰友(彭德懷、劉少奇),且置於死地而後快,天下還有如此混帳的事嗎!

從大飢荒到文革,耳聞目睹,我的世界觀完全成熟,對毛和他的制度徹底幻滅。

因此,八○年來港,八一年進入新聞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編輯)後,我的政論立場就是批毛不遺餘力,留意相關數據。每逢遇到對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鄉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紅都風流錄》的作者夷叔老先生來香港,他是高級統戰對象,對毛知之甚深。他對我表示:共產黨老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樹,也要剝他兩塊樹皮!

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的出版

在香港雖然更深地接觸資料,瞭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內幕,但大飢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來的生意人王俊銘先生告訴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統計年鑑》出版了,你可以找來看看。對數字絕不陌生的我,拿到這本滿是數字的書,一下子便發現,他們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統計資料!因為以前的官方統計,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顯然是將大飢荒四年的數據封鎖起來,見不得人。現在這四年的人口等數據都有了。

雖然,並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銳減一千萬整,沒有零頭——這哪像統計資料嘛,但好過沒有。我興奮而不眠地在數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千五百三十萬。後來,我又看到一套《中國人口》叢書(聯合國資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冊,不僅有數年人口數,還有死亡人口的「絕對數字」,我到處尋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數據,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數,來估算四年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得出二十四個省死於飢荒的總人數為二千零四十萬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專題中發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國三次大挫敗》,其中主要論述是「大躍進」引致之大飢荒。文中提出餓死人數之估計,還以官方數據,駁斥大飢荒的自然災害之說,從外貿資料指出大飢荒期間糧食出口太多,進口大減,是令飢民處於死亡線的原因之一。當然,公糧徵收超過正常標準一倍,更是飢荒的主因。也駁斥了蘇聯撤援的說法。

鄧小平內部批評牧夫文章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日,總編輯李怡叫我談話,告訴我中大教授李南雄傳話,有大陸學者來港打聽牧夫是誰,鄧小平點名批評牧夫《三次大挫敗》一文,指示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國內流傳。李說,昨晚他又將我的文章詳讀一遍,覺得寫得持平,沒有情緒化,都是根據官方資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視?

接著,李怡召集編輯方蘇一道商討這件事。李說,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鄧要維護黨;方說,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說,不准別人說。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則表示,這篇文章份量不輕,有新觀點,把批評具體化了,他們受不了。你可以籠統批評大躍進怎麼錯,但要具體批就不行。我還談到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感受,說那麼慘,提起來都會哭……我還表示,鄧的批評顯示雜誌的影響力。

過兩天,十四日,李怡請大家在合和中心飲茶。他笑著說,牧夫已是「鄧小平級的人」,應該由我來請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據我當年日記摘錄的部分細節。

中共領導人點名批評一名香港的評論家,確實是絕無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將披露鄧的批評,但他沒有做。我也沒有「跟進」。

這件被老鄧點名批評的事,經過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這樣寫出來並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實上,我的一點功夫比之後來幾位學者的研究,是很膚淺和簡約的(例如曹樹基查過上千冊縣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過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結論沒有大的問題。我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一句話,他說,知識份子鬥爭的武器是論據。值得解讀的是:

鄧小平為什麼要批評我的文章?

一、鄧點名批評的真實性。我雖然沒有專門去做證實,但估計是可信的。根據是,當時《九十年代》這個刊物和北京當局的關係,不是香港一般媒體可以相比。雖然,該刊在八○年之後,言論方向已向右轉,但組織關係如何,是外人很難明白的。該刊七○年創刊以來,一直是中共統戰海外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過今日《鏡報》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隨文革的極左路線,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論向右轉乃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該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還維持著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內部聯繫,仍是一份有統戰價值的中共高層重視的內參讀物。而透過官方學者傳話,並非小道消息。

二、鄧為什麼要批評牧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比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層,尤其是鄧小平這號人,完全瞭解中共內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開地揭露其要害。具體說我的文章令老鄧不安之處,不在於估算了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大小(我的估算明顯偏低),而在於確鑿地指出餓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們維持多年的謊言,將餓死這麼多人的罪責完全歸結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

鄧作為毛的親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幾十年統治,就是「大飢荒」這一關過不去,其他問題都可以推到階級鬥爭、敵我矛盾、四人幫之類遁詞上去。這位總書記絕對知道餓死的幾千萬人都是農民,是中共口口聲聲依靠的貧下中農!而有無天災、蘇聯是否逼債(現有數據顯示,蘇共非但沒有逼債,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比誰都清楚!他相信擁有的絕對權力可以定一個鐵案。

楊繼繩的書,驚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楊繼繩採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飢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萬條人命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的一筆血債,中南海的貪權食利者,以為憑幾桿破槍一袋臭錢就可以毀滅一個民族的記憶,西諺有云:「你可以長久騙一部分人,也可以騙很多人於一時,卻不能騙所有的人於永遠。」楊繼繩宅心仁厚,建議天安門立大飢荒紀念碑,這是中國人起碼應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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