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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 我踩到邓小平的“红线” 被点名批判(图)

2021-06-13 19:30 作者:金钟 桌面版 正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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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牧夫《三次大挫败》被邓小平点名批评。(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OHN GIANNINI/AFP via Getty Images)

如果问共产党统治中国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什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为什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独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产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

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饥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饥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饥荒的正式死亡数;对于饥荒原因却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大饥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饥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饥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饥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于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给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著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饥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产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着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于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且置于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饥荒到文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数据。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产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监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内幕,但大饥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监》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饥荒四年的数据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于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于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小平内部批评牧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着说,牧夫已是“邓小平级的人”,应该由我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小平为什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于其七十年代追随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着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数据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他相信拥有的绝对权力可以定一个铁案。

杨继绳的书,惊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杨继绳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万条人命是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笔血债,中南海的贪权食利者,以为凭几杆破枪一袋臭钱就可以毁灭一个民族的记忆,西谚有云:“你可以长久骗一部分人,也可以骗很多人于一时,却不能骗所有的人于永远。”杨继绳宅心仁厚,建议天安门立大饥荒纪念碑,这是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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