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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圖)

2021-05-30 11:00 作者:馮驥才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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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殺人景象
文革中的殺人景象。(網絡圖片)

按:我那時才八歲,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哐當』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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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九年,雲南邊境的戰火未熄,我去前線採訪。由北京飛到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就會好些,我一天也沒在昆明停留,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兒,乘車經K市到達G市。據說由G市再往南必須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了。街上有許多軍人;不少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做防空偽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也大多是戰爭內容。我們跑了幾家旅店都因客滿而碰壁。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時,服務員是個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給我們上菜時一看我就笑。她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這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的、時髦的漂亮,而是像雲南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我真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髙音區敲一下琴鍵。隨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你。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紅撲撲臉蛋;端起菜碟來,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是融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說得直了了。也許我見到城裡的姑娘都太會說話,會裝腔作勢和繞彎彎兒,一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到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與我同行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後,請她到我們房間,為她畫像。她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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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用圍裙擦著剛洗過而濕林淋的一雙白手,滾圓的小手被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這時她略略有些拘束。

一位畫家說:「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

我笑著對她說:「你不怕作家嗎?」

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

我大笑起來,說:「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的?寫你哭鼻子嗎?」

更不料她那眀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絕不是一個純真的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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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怔住了,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就在說這話時,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說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

她說:

「我當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親是市委的中層幹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開始時,我六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比如我記得一次有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

爸爸在『文革』前是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造反派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人,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們,組織性強,『文革』初大小都被衝擊過,更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難把爸爸這派搞垮。

但一次兩派大聯合談判時,爸爸這派的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的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的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派是反動組織,這派馬上垮了。開始揪壞人,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給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時總得罪過人,有人恨他,恨不得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愈查不出問題火愈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許多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就會被人家說成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壓力真是壓足了。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慌。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可沒料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標全集中到我身上。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根據有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兒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

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了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的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准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

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八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我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做反革命,當做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

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處的人群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想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聲:『放!』,『呼』地槍響。

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哐當』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問:『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紮在爸爸懷裡,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兒。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沈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八年裡,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

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裡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頭仍舊牢牢存在,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出來,撒開腿在野地裡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磨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可這時我才十九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品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人還不錯,很同情我的遭遇,後來他想到一個安慰我的辦法,也是他僅僅能做到的事情。他說,你年紀不小,不能總待在家,應該有個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個服務員吧。

我心想,守在家,媽媽心裡總有個負擔,就來了。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裡,我幹的活兒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這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兒;其實不然,幹起活兒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時忽然覺得自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兒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裡,喉嚨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但兩眼裡並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佈的天空,隱隱的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宣泄。年紀輕輕,卻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同伴——兩位畫家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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