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十年經濟崛起的秘密(圖)

中國二十年經濟崛起的秘密。（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按：中國經濟崛起的四大特徵：一是人均值很低；二是權貴的高度壟斷性；三是企業對官僚的依附；四是貧富懸殊加深社會矛盾。中國模式違反現代文明和時代大潮，必將被拋棄。

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去在國際上被輕視為「世界工廠」，經過這次世界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在危機中復甦得比美國和歐洲各先進國家快些，於是中國官方便乘機造勢，誇耀中國經濟崛起己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強國，再過十年或十五年，便要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和強國。這樣的鼓吹，給世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中國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比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更好，值得世界倣效。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我們且來揭開宣傳假象的面紗。除了比較人均GDP之外，還要比較人均國民收入。所有中國官方吹噓的言論，有一個明顯的弔詭，就是拿十三多億人口的中國，同人口只有八千二百萬的德國和人口一億兩千七百萬的日本放在同一平面來比較，這樣的比較是很不合理的。要比，必須拿人均數字來比。如果將中國GDP以人口平均來計算，中國不僅遠遠落在日本和德國之後，甚至比斐濟、阿爾及利亞都不如。

GDP要看人均值才有意義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字，二○○八年中國總GDP為三十一萬四千零四十五億元人民幣（原先說是三十萬零六百七十億，後來聲明修訂，增加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億，成為三十一萬四千零四十五億），按照二○○八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六點九四折算，為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億美元，以十三億二千四百萬人口平均，則人均GDP是三千三百六十二美元。

根據國際貨基金去年四月發表的《二○○八年年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中國在此表上以人均GDP三千三百一十五美元被排名為第一百零六位，現在照GDP已加增訂來排名，也只提前一位，為第一百零五位。如同排名第十五的美國（46859美元）比差十四倍，同排名第十九的德國（44660美元）比差十三倍，同排名第廿三的日本（38559美元）比差十一倍半，同排名第廿八的香港（30755美元）比差九倍，同排名第四十三的臺灣（17040美元）比差五倍。

如果不是虛榮心作祟，中國實在不必要在GDP上大作文章，將自己吹噓成世界第二！其實GDP只能說明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它並不等於人民真實的生活水準。所以，與其強調GDP，不如強調國民的人均收入。

二○○九年十月新華社報導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報告說，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二千七百七十美元，相等於人民幣一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元。手頭有一份國家統計局二○○七年發表的以一個季度為基數的全國各地區國民人均收入統計表，其中全國平均一個季度的國民收入是四千三百二十二元，拿它乘四個季，等於一年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元，同上述的數字相接近。不過中國幅員大，各省各地的差距相當大，上海屬於富庶之區，人均年收入接近人民幣三萬元，甘肅便只有一萬元，相差兩倍。

上述的人均收入也只能算是一般性的數字，尚無法看得出同一地區貧富之間的差距。事實上同一個省市，有的人富，有的人窮，窮人永遠比富人多。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劉振民去年十月，在聯合國就聯合國經費分攤比例議題所作的發言中曾這樣說：「如果按照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低於一點二五美元的標準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超過二點五億。」一點二五美元一天，等於四百五十六點二五美元一年，折成人民幣約三千一百元。可見中國尚有二億五千多萬人的年收入低於三千一百元人民幣；他們收入之低，只及國家統計局所列最貧窮的甘肅省人均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權貴政府壟斷國家資源和財富

單看人均國民收入，仍無法顯示中國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據胡潤百富資料所示，中國全國有八十二萬五千個千萬富豪，有五萬一千個億萬富豪。但我翻閱胡潤和福布斯有關中國富豪榜的資料，發現他們所公布的富豪都只是民間資本家，那些隱藏在國企和央企裡面的權貴富豪，完全沒有觸及。當然，胡潤和福布斯決不會將中央領導人和高幹子女列入百富榜，這是禁忌的事，會觸犯「國家機密」的。

事實上真正掌握中國財富的，還不是民間企業家，而是國營企業。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管會屬下，有一百八十多家名為中央企業的大財團。這些企業壟斷了全國所有主要資源及其經營，從核能、航太、軍火、航空、電力、石油、礦產、電子、汽車、航運、鋼鐵、機械等重工業，直到紡織等輕工業，以至於糧油等農產品，都在它們控制範圍。此外，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直屬國務院，控制著幾間國營商業銀行和民營銀行，主導全國金融政策。中國證監會監控著股市活動，中國投資公司則從事外匯資金管理和投資。這些機構才是真正掌握中國經濟命脈的旗手。

自從中國股市成熟之後，有相當部分中央企業加以分拆或整合，在國內和香港上市，吸收民間資金，同時也給官僚資本家開啟入股成為企業股東的機會。

中央企業具有民營企業無法企及的特點，那就是它們有權獲得國家財政撥款支援；只要中央政府認為有必要的時候，隨時可以從財政撥款或銀行貸款獲得增資。自從中央確定推行向外擴張的「走出去」政策之後，特別是石油氣企業和稀有金屬企業，都能獲得中央大力支持，向世界各國進行收購和兼併。

中國的銀行的特點是，貸放款受政府政策和權貴勢力影響，無法絕對自主，因此呆帳率特別高；但它同時受到政府保護，沒有破產倒閉的危險。這種情形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前更是顯見，弄得朱鎔基焦頭爛顏，想出剝離之策。一九九九年，他曾將四間國有商業銀行和開發銀行約一萬三千四百億元不良貸款從銀行剝離，劃歸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希望更新銀行管理體制，結果是，舊癰剝離，新瘡又生，剜肉補瘡，無濟於事，只要社會權力結構沒有改變，銀行是無法獨善其身的。到了溫家寶手裡，○四年和○五年又進行第二次剝離。按照西方正常的銀行體制標準，中國的銀行不知要破產多少次了，但是在中國，銀行是政府的，政府怎能讓銀行倒閉釀成金融風暴？

企業依附壟斷制度造成國進民退

由此我們可以見到中國經濟制度的特殊性。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由政府壟斷的指令性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在吃盡計畫經濟苦頭之後改軌易轍，實行市場化，與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本接軌，但政府壟斷本性未改，指令性的行事改稱宏觀調控；於是政治上的權力壟斷便與經濟壟斷結合起來，產生權貴資本主義。

由於與世界資本和世界市場接軌，所以才有引進外資之舉。起初引進的是港資和臺資。有了港資和臺資的成功之例，隨後又引來美歐日資本的進入，憑著廉價勞動，成為世界工廠。由廉價勞動所製造的廉價產品氾濫世界，由此才給中國換來大量外匯儲備，逐漸走進Ｇ和２Ｇ。怪不得美國《時代週刊》要將中國勞工列為二○○九年時代風雲人物。

中國經濟雖然與世界接軌，它所接的主要不是金融，而是商品，因此世界金融海嘯對中國金融體系並無太大影響，衝擊大的主要是美歐人民消費銳減，大大降低了中國出口貿易；而受到出口暴跌打擊的，首當其衝是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政府壟斷的國營企業，其強勢是擁有國家財力、資源和政治權力，因此，當政府宣布以四萬億人民幣解救經濟危機計畫，並放鬆十萬億元銀行貸款的時候，名義上說是刺激內需，實際上這批錢全都落入地方官僚和國企央企手裡，成了他們炒土地，炒樓市、炒股市，造政績的資本。

解救金融危機的「國進民退」

中國經濟在世界危機之所以能夠首先復甦，其原因是，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以出口貿易為主，中國政府憑著歷年積聚的外匯儲備，和由高稅率低福利得來的高速度財政增長，當機立斷，大手筆放出十多萬億元去刺激投資，來抵消出口銳減的衝擊，暫時站穩。但是這一大手筆的刺激，並未真的刺激起內需，只是刺激起一時狂熱的投機，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潛伏的泡沬經濟和通貨膨脹的隱患。

金融海嘯促成中國官營企業向世界擴張和「國進民退」，但官商壟斷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自由市場，而是以官商利益為主的市場經濟。因此，民間資本在這樣的市場經濟裡大受權力干擾。所有民營企業，無論大小，其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得到官僚的照應；大企業要找大官僚為靠山，小企業找小官僚為靠山；多數情形下還要向官僚進行巨額利益輸送才能存活。這樣的勾結自然種下禍根。雖然越是有大官僚靠山，發展機會越大，但風險也跟著越大，不知幾時這大官僚的靠山會在權鬥中敗陣下臺，連帶地使自己的整個企業頃刻崩塌，傾家蕩產之外還要同受牢獄之災。

二○○七年還是胡潤百富榜上首富的黃光裕，二○○八年便鋃鐺入獄，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據胡潤自己說，從一九九九年至二○○九年，在他的百富榜上落馬的富豪共有五十位，其中十九位判刑入獄或等候宣判，包括上海首富周正毅在內。刑期最長的是荷蘭籍華人、歐亞實業董事長楊斌和南德集團董事長牟其中，他們均被判十八年徒刑，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被判十年。華晨汽車董事長仰融，資產被官方強佔後逃亡美國，最近傳說，他想重返中國東山再起。有人戲稱，胡潤榜是「殺豬榜」，上了榜便要被人，這就是中國民營大企業家悲劇的概括寫照。

自去年起，「國進民退」成了財經界熱門的話題，因為金融海嘯和政府大手筆解救危機計畫助長了「國進民退」。一方面，金融危機在相當程度衝垮了民間企業；另一方面，政府解救危機的錢像井噴一樣都流到地方政府和國企手裡。這就是「國進民退」的局面。

現在，國企和政府大官僚一樣，財大氣粗，他們是危機的得益者。在國際上，國企籍西方經濟疲敝之機，併購外國企業，開發非洲、中亞和中南美市場；在國內，則擴大投資和市場佔有額，擠掉民企。於是出現寶鋼吞併民營寧波鋼鐵，山東鋼鐵吃掉民營日照鋼鐵，山西煤炭趕走浙商小礦主，中糧插足蒙牛，國內土地資源多數被國企控制，國有房產企業霸佔了六成房地產市場，中石油正開始向天然氣下游市場進軍，企圖上下游通吃。而東星民航的倒閉，固然同它本身經營不善有關，但若它換作國營企業，即使經營不善而虧空，也有國家財力撐住，不會倒閉。

「國進民退」的局面，同時也可說明溫州資本為什麼老遠跑到杜拜去投資那裡房產的道理。溫州資本以小商品發跡，在國內己無適當的空間讓他們發展成現代化企業的機會，只好集合資本到上海、杭州和杜拜去炒樓，否則別無出路。

中國模式不是現代文明模式

從上述各個層面的粗略分析，大概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崛起的圖景；這樣的圖景，也可以稱之為「中國模式」。

世界上任何存在的東西，都是有其必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這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凡是存在的，都是現實的。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現實是否符合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途徑，是否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

現行的中國經濟體制，是一由權貴政府壟斷的市場經濟，壟斷本身就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律相背離，更何況在中國，政府壟斷是由獨裁政治所派生的，權貴們壟斷了政治權力，進而壟斷了國家經濟，由此結成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成為社會上的權貴階層。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發展的成果及其利益，絕大部分落在權貴階層手裡，由此產生社會財富分配極大不公，富者越富，貧者即使不是越貧，但貧富懸殊的差距勢必不斷擴大，促使社會向兩極分化，其結果必然加劇社會矛盾。而政治上的獨裁，權力不受制衡，更加深化社會矛盾，人民永遠處在被壓迫和被奴役的地位，得不到自由和平等。這樣的社會決不會是現代化的社會，更不會產生現代文明。

因此，中國的模式，不是現代文明模式，而是暴虐社會，它已背離時代大潮和世界大勢，遲早要被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