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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沒有傳家寶 父親用金戒指「收買」共產黨(圖)

2021-05-07 10:02 作者:郭軍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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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沒有傳家寶父親用金戒指「收買」共產黨
文革前一年,全家福,因為警察不允許父親上街到照相館照相,全家在家門口照的相。(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母親已經去世31年了。現在我也很少夢見她,一般是幾個月甚至半年夢見一回,而且都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如果下次我再夢見她,我希望我能告訴她一句話:「媽,您的遺物我真的沒辦法保存,所以給處理了。」但是,你也知道,人在夢裡只有N分之一的意識在發揮作用,往往是該說的話、該幹的事情都沒說、沒做;不該說、不該幹的事情,卻是說了、做了。所以,下次我在夢裡與母親相見,我還是不能保證自己能把人間的實話告訴她。

1966年夏天,毛澤東搞紅色城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8次接見全國紅衛兵,每次上百萬,全加起來有1000多萬紅衛兵。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還把每次接見紅衛兵的瘋狂場面拍成了記錄片。紅衛兵成了超越法律的天兵天將,比日本憲兵還憲兵,比希特勒德國納粹黨衛隊還黨衛隊的組織。他們推翻了當時中共的各級政府和黨委,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抓走,弄死。所以他們打了我媽幾夜,抄了我們的家,搶了我們家值錢的東西,簡直就不算一回事兒。所以,我們家沒有傳家寶。

1940年代,我父母結婚的時候,我父親家是沒落地主,很窮。我母親家是河北易縣東婁山村的地主,1937年,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藉著八路軍楊成武部挺進敵後,建立根據地的風頭,就把我姥爺家搶光了。母親逃難到北京謀生,不是逃日本人,而是逃中國共產黨。她來到北京後,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掙飯吃。自然她結婚娘家也沒有陪嫁。所以父親家裡可能是抵押了土地,才買了兩個很小的金戒指,吃了訂婚的酒席。日本投降後,父母都失業了,為了餬口,就忍痛賣掉了一個金戒指。另一個金戒指是抗美援朝之中,父親在黨的動員之下捐了出去,買飛機大炮跟剛幫助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美國兵打仗了。父親這樣勸我母親交出金戒指:「我還想入黨呢。」1958年,河北省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把父親郭篤民打成右派,開大會批判他,革命群眾也指出了這一點,說他捐獻金戒指,是「企圖收買共產黨」。倒是沒料到他還想打入共產黨內部。可見我父親、著名國畫家郭篤民真是十惡不赦!

紅衛兵把我家的箱子、櫃子都貼上了封條,我母親頂著被女紅衛兵鉸得像狗啃的頭髮,胸前還掛了一個大牌子,寫著「在押歷史反革命家屬王碧波」,帶著9歲的我往通縣火車站走,準備坐火車去涿縣老家西河村。兩個女紅衛兵聽說我母親去車站了,怕我母親帶走值錢的東西,騎著自行車追我們。在離通縣火車站幾百米的石子路上,追上了我們,搜查我們帶的一切物品。沒有查到值錢的東西。但是發現我母親帶的褥子縫著一個褥單,還是八成新的白布。就撕了下來,罵我母親不老實,生活腐化,褥子上還有另外的單子,不是只有一層布包著棉花。那個戴眼鏡的女紅衛兵,據說是通縣二中的,還抽了我媽兩個大嘴巴。這才放我們走了。

此前抄家的時候,膽小的三姐趕緊把家裡的老照片,父母年輕時的照片都撕碎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都撕成了「指甲蓋大小的碎片」。她特別心疼。所以,我也沒有母親年輕時的任何印象。她年輕的時候應該也是一個美女,但是我此生是無緣得見了。最年輕的印象也就是她40多歲時的樣子。我們那時候在北京通縣貢院胡同11號門房住,有一個臨街的窗戶。一起幹活的婦女經常來找母親上工,母親就和她們一起走了,六、七歲的我在母親出門後,就趕緊趴到窗臺上,看母親扭搭著、說笑著和同事一起走路上班的背影,覺得特別美。那時候,許多她那個年齡的女人是小腳,走路杵搭著兩條棍子一樣的腿,沒有美感。母親是一個特別堅強、開朗的人,就是丈夫被抓走勞動改造,家裡一下子沒有了一分錢收入,她帶著7個月大到10歲的4個孩子謀生,也沒有被共產黨打垮。還是那麼堅韌地樂觀地生活。但是,自從1966年8月,被打了幾夜,鉸了頭髮,轟到農村,我母親就一下子成了老太太。其實那年她也才47歲。

所以我們家是沒有傳家寶的。我結婚的時候,母親也不可能掏出一個祖傳的金戒指給兒媳婦戴上。這些都是別人家的傳說。

父母1942年結婚,50年代初,肅反,把我父親弄走一年審查、調查,但是沒有查到甚麼。他雖然在國民政府的警察學校幹過一年司書,大概就是文書、中尉,頂多算副連級,而根據共產黨的政策,正連級,或者上尉以上才算反革命,所以又把他放了回來。到1979年年底他被改正右派,回到通縣上班,結婚37年,夫妻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15年,其餘22年都是被共產黨抓走了。所以父親對家裡人的感情非常淡漠。而且,在老家河北省涿縣西河村當農民期間,村黨支部又把他摘掉的右派帽子換成了「歷史反革命」,繼續迫害壓榨他。在這期間縣城的孟某某和一個解放軍軍官拜他為師,學習國畫,他後來就經常住在孟家,就和孟某某的妹妹有了曖昧。所以1979年改正右派回到北京市通縣工作,但是1980年過年前就藉故離家出走,以後十幾個年都是在涿縣孟家度過的。我母親臨死前的幾年也沒見到他一面。

1985年我進入中國青年報群工部當記者、編輯,利用報社的影響,當年下半年迫使通縣教育局給了我父母一間半平房,但是還要把文革中,紅衛兵分給我們家的8.3平方米私房交給通縣教育局。這樣我們就搬進了通縣中山街161號。在那裡母親度過了生命的最後5年。這是她後半生住過的最好的房子,她不再是歷史反革命家屬,而是「報社記者的媽」,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多麼願意再活幾年,多享受一下這樣的幸福生活啊。但是這裡的生活條件仍然很差,平房,地方又小,20多平方米,我們一家3口加上母親,4個人住,並不寬裕。教育局為了節約,把學校教室的舊門安在這幾間新蓋的房子上,教室的門很寬,一開門,屋子裡的熱氣更是跑了大半。上廁所要去街上,200米之外的公共廁所。1989年年底,母親去了街上的公共場所之後,就著了涼,得了感冒。她一生中得過4次肺病,還有石棉肺,所以這次感冒就引發了肺心病,從此一病不起,沒有公費醫療,只有不多的存款。一年之後,她不願意再拖累兒女,在家裡沒人的時候吃了很多治療咳嗽的藥,這個藥的副作用是導致胃出血,她就用這種方法自殺。1990年12月3日,她因病去世。其實她是被共產黨活活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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