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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習近平徹底背叛了他父親?(圖)

2020-09-13 05:01 桌面版 简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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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習近平(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9月13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不要說新疆集中營,從最近的香港反送中和內蒙古爆發的反漢語教學抗爭,有不同人士的分析認為,習近平和他父親習仲勛相比,處理政事有大不同,甚至有說法指習是徹底背叛了他父親。

習近平內蒙搞語言「大一統」違逆習仲勛

中共習近平當局8月起強推招致整個蒙古民族強烈反抗的漢語教學政策,當然是在奉習近平本人的指令行事。截止目前的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的公開對外解釋是:遵照習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要求「少數民族學好國家通用語言,對就業、接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融入社會都有利」,和2019年9月27日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指示「要搞好民族地區各級各類教育,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

時評人士高新在自由亞洲專欄文章中說,諷刺的是,其中特別規定了「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可以用少數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教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正是習近平的父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政治局中分管民族和立法等工作的習仲勛,主持起草制訂的。

文章談到現任內蒙古區主席布小林。外界報導中所提及的布小林本月以來,先後到通遼和赤峰「調研推進國家統編語文教材使用情況」的兩次行蹤,自治區政府網站上也有提及,但卻都是當地電視臺新聞節目中的視頻節錄,都沒有文字報導。

9月11日教師節到來之際,布小林慰問內蒙古醫科大學教授王玉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退休教師姜超霞。但布小林在「看望慰問」過程中,所講內容都只侷限在老師工作的重要,完全迴避了「加強國家通用言語文字教育」的敏感問題。

高新認為,相比之下,做為「蒙古王」傳人的布小林內心,對習近平當局時下以強推漢語教學形式削弱民族語言地位的作法應該是「有苦說不出」,所以只好「裝聾作啞」。

布小林出身紅色家族,其祖父是烏蘭夫。烏蘭夫素有「蒙古王」之稱,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長期是內蒙古黨政軍的實際掌權人,曾身兼自治區政府主席、黨委第一書記、人大主任、政協主席、軍區司令員數職。烏蘭夫還擁有上將軍銜,曾任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布小林的父親布赫是烏蘭夫的長子,曾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長達10年,後任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高新文章提到,中共有一個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其專家李旭練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不是「國語」》,強調「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應該把學習使用語言文字的權利交到公民的手裡,讓他們自由選擇學習使用或者不學習使用何種語言文字。」

高新說,作為「蒙古王」第三代傳人的布小林,其內心應該是認同而不是反對這一觀點。

而中共北京政權中的這個「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的從無到有,正是在1955年年中,由習近平的父親、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一手促成的。

布小林2008年至2014年,任內蒙古副主席。2014年1月任內蒙古黨委常委、統戰部長,排行第8,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但2016年一下升任內蒙古主席,在內蒙古常委的排名中躍升第2。外界認為,布小林可謂超常規晉級,或因習近平及其一家,與「蒙古王」烏蘭夫家族的特殊關係。

在海外媒體刊文說:「烏蘭夫跟當今的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的關係,也可以說是鐵桿兄弟」。

而據習仲勛秘書張志功的回憶文章中披露,烏蘭夫和習仲勛的關係主要是在40年代奠定起來的,後來關係就更加密切。習仲勛經常去內蒙遊玩、休養,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習書記住在北京後圓恩寺胡同甲6號,與之一牆之隔的6號則住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

經過文化大革命兩家同被迫害,子女交往密切,以及兩人復出前後的相互扶持,甚至有傳聞說,烏蘭夫的兒子娶了習仲勛的乾女兒做妻子,習家跟內蒙古的關係還真密切。

高新文章說,被習近平尊稱為「張老」的習仲勛老秘書張志功曾評價習仲勛和烏蘭夫長期搞中共統戰和民族工作,穩定了北疆。現如今,如果烏蘭夫和習仲勛都會地下有知,會對他們的所謂「革命接班人」習近平人為製造蒙、漢對立的行動作何感想?

不過,曾有報導說,烏蘭夫本身就是個漢化和俄化的共產黨的忠實信徒,不會講蒙古語。他在中共的調教下,依靠中共的勢力,曾分化瓦解了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1947年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投靠了毛澤東。儘管烏蘭夫官至中央級,但這個早期投靠延安的留蘇派、毛澤東的擁護者,最終被毛無情地拋棄。烏蘭夫是在文革期間最早被罷黜的中共地方高級官員之一。

分析人士認為,按中共暴政史,在黨性支配和保烏紗帽的官場負淘汰機制下,這些官員如果沒有上峰指令,基本都只懂強硬維穩這條路,除了內蒙古區委書記石泰峰這回將成為中共的「滅族先鋒」。他的前邊,還有這名本身是蒙古族的本土大員布小林衝在前邊,看她如何滅自己的族?

習近平強推港版國安法也顯與習仲勛完全不同

今年6月30日毫無懸念地在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並被習近平立即簽署生效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整個審議過程不足兩週。該法標誌著中共當局不惜代價對香港實現徹底的政治轉變。對於香港人民而言,該法堪稱「惡法」。習近平當下和其父習仲勛當年在廣東任職期間,對處理香港事務的手法和風格有大不同。


習仲勛和夫人齊心與兒子習近平、習遠平(圖片來源:網路)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陝甘蘇區的主要創建人。1949年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他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在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後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文革後復出,習仲勛1978年至1980年曾在廣東省擔任過省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這期間,他面對了大批內地人逃往香港的局面。

在美國之音節目中,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學者唐志學介紹說,習仲勛是1962年下臺的,從62年到78年沒有工作,他一恢復工作就去廣東,一到廣東就發現偷渡問題嚴重。1978年6月他去深圳,發現這麼多人要離開中國前往香港,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他去了中英街,一條路,一邊是香港,一邊是大陸。他看了發現中國很落後。但是那個時候他還是信奉社會主義,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跑到資本主義那邊去。剛開始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1979年6月份,中共中央開了個會議,李先念還批評習仲勛和廣東的領導人,說他們沒有把工作搞好。習仲勛還做了檢討,提出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個是發展生產,要治本,肯定是要讓人活得更好;第二是愛國教育,讓人們信任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第三個是抓所謂的蛇頭、做好堵截工作。本來也是因為偷渡問題,習仲勛感覺到可以通過特區讓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區搞好的話,也需要香港人來投資。所以馬萬祺、李嘉誠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習仲勛。

唐志學說,所以習仲勛那個時候比其他中共比較高級的領導人更早瞭解香港人怎麼想,比較早瞭解到他們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時候第一個碰到的領導人就是習仲勛。

如今北京不惜以破壞「一國兩制」承諾以及進一步加深與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關係的裂痕為代價而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控,這被認為盡顯習近平的專制領導風格。

唐志學說,其實八九十年代,中共考慮香港問題,還有個想法,就是如果能把香港問題處理好的話,也能讓臺灣人放心。但是現在讓臺灣人看清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種食言。

對於為什麼習近平和他的父親在處理香港以及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手段截然不同?香港時事評論員、暢銷專欄作家陶傑舉例說,斯大林的女兒都跑到美國了,跟她父親一刀兩斷,尤其是這種共產黨的國家,父親左兒子可能很右;父親很右,兒子可能很左。所以這裡面或許有逆反心理。習仲勛自己在西北陝北這種地方沒有上過大學。但是他這個人生下來的性格比較慈悲一些,黨性比較弱一點。

陶傑說,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習仲勛)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現出來。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時候長大的時候可能是滿清末年,或者民國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響。但是現在中國的這一代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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