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學者：誰是北京「大外宣」的馬前卒？(圖)

兩岸政策協會副秘書長張宇韶投稿台媒表示，有些媒體以監督為名遂行帶風向之實，對北京的種種惡劣行徑隻字不提，甘願淪為大外宣之馬前卒。圖為習近平出席澳門主權回歸20周年儀式。(圖片來源: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3月18日訊】政大東亞所博士，曾任陸委會簡任秘書，現任的兩岸政策協會副秘書長張宇韶投稿《自由時報》表示，有些媒體以監督為名遂行帶風向之實，對北京的種種惡劣行徑隻字不提(如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甘願淪為大外宣之馬前卒。

其內容如下：在威權政體與民主社會底下，媒體擁有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威權政體，媒體始終為黨的喉舌與宣傳的一環，同時兼具阿圖塞所言「鎮壓性國家」與「意識型態操控」的功能。誠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宣稱的目標：「謊言說一千次，也不可能成為真理，但說了一千次有人相信就成為事實」；「夾帶部分事實的謊言，比直接說謊的的效果更好」。

而在民主社會，媒體功能其實相對單純，除了揭露事實報導真相並滿足人民「知的權力」外，就是履行理性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

深入觀察，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在大陸更被貫徹的淋漓盡致。由於黨國最擅長炮製個人崇拜，輸出各類的政治神話，所以多元開放社會下的批判與質疑，於是成為威權人治社會的天敵。為了要維繫統一黨獨大的統治正當性，「掌握輿論陣地、突出領袖的形象、正面宣傳黨的路線」更是北京大外宣的精髓所在。

此外，為了避免大陸階級敵人與境外反和平演變勾結，對當權派進行各類「高級黑、低級紅」或「妄議中央」的顛覆滲透，領導人更讓其親信接管宣傳部與網信辦，通過科技權威主義的技術，一方面經由「學習強權」軟體推動政治洗腦工程，同時建構社會信用的評比掌控人民的生活日常。

為了預防全球互賴和傳訊科技對其政治神話的解構效應，更積極通過各種銳實力的輸出打擊境外的潛在威脅。而在龐大的經濟誘因下，也使其紅色代理人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保障，做出革命輸出或製造內部矛盾的勾當。

北京這一些政治宣傳與統戰套路，在過去台灣兩年來的選戰處處留下斑斑斧鑿，在當下中共肺炎延燒之際更是游刃有餘。說穿了，其宣傳都是為了政治需要而服務，他們說此為維穩的需要。

在疫情開始擴散之際，北京通過官媒宣稱其政治目的是為了「穩定壓倒一切」；基於大復工的考量，宣傳基調又轉為「疫情趨緩，發展是硬道理」；等疫情在全球擴散大爆發之際，又開始倒果為因指涉歐美各國防疫慢半拍，而且病毒來源來自美國。

最後北京索性扭曲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關係，一方面把責任轉嫁在「各國境外輸入」，自己更反串起救世主角色，搞起「防疫經驗逆向輸出」的作為。旁觀者瞠目結舌大嘆劇情已急轉直下，當局者卻如入無人之境，入戲甚深而猶如進入涅槃忘我境界。

在北京的眼中，防疫不僅是自己內政維穩的延長，更是發揮輿論戰「寸土不讓、堅壁清野」的開端，特別是全球主流媒體和知識份子對其行嚴厲批判，還有一個台灣模式成為旗幟鮮明的對照組，大外宣跟銳實力更須加強其力道，避免陷入內外夾攻之險境。

北京很清楚，台灣的防疫政策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和多元開放社會的基礎上，就國家能力而言，北京的「國家壓制社會的宰制力量」與台灣「國家與社會合作治理能力」產生高度反差，全球輿論越是讚揚台灣的經驗，或是類似諾貝爾文學家得主尤薩怒轟北京隱匿疫情造成全球恐慌，直接觸及北京敏感的政治神經末梢，對北京來說，「假的真不了，強摘果實不會甜」的真理不可能不懂，也知道利害關係所在。

然而北京為了扭轉宣傳陷入被動的處境，進攻必然為最佳的防守，除了前述「指鹿為馬、導果為因」的操作外，複製過去「對台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的路徑更是其抉擇，反正台灣內部從來就不缺口徑一致，帶政治風向的紅色代理人，在某些特定政黨與名嘴的護航或加碼演出之下，往往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的政治操作近日在統媒一前一後地配合演出看出端倪：一個大言不慚宣稱「中國大陸為世界爭取因應時間，其它地方卻把他白白糟蹋了」；另一個則臉子脖子粗質疑「台灣檢疫造假，刻意隱匿社區傳播真相」，不明究理的人還以為這是北京黨媒的制式鸚鵡發言或是膝蓋式反應。

更諷刺的是，這一些媒體以監督為名遂行帶風向之實，對於北京的種種惡劣行徑隻字不提，甘願淪為大外宣之馬前卒，對於別人的指責還以「台灣民粹夜郎自大」作為遁詞，精神道德之沉淪實在是令人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