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以人民的名義進行,是紅色恐怖的絞肉機。圖為文革批鬥會。(網絡圖片)
現在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運動是什麼?運動就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營造的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這種恐怖,幾乎沒有人可以抵擋,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裡的困獸,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極度恐懼中的自保,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在運動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從前稱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過去笑容可掬者,轉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親好友,都可能通過告發你,掙得一點自保的本錢。夫妻、父子互相出賣都不新鮮,更何況朋友!蘇聯肅反,有專政機關,有秘密警察,中國的運動,基本上用不著這些專門機構。警察出面,往往是在運動收尾的時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許就睡在你的身邊,他們不拿工資,沒有經過訓練,甚至沒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覺地賣出自己的親人朋友,還往往以為是為了一個崇高的事業。
運動就是一個劇場,一個可以活生生上演殺人、傷人、逼死人命的劇場。所有人都在劇場裡盡心盡力地演出,這一場扮演整人的,沒準下一場就變成了被人整的。劇場裡不分生旦淨丑,各種角色,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種是百分之五的壞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會不會落在自己頭上,為了爭取讓自己被歸在那百分之九十五裡,都得拚命地表現,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顯露出來,就同聲討伐,越是站在邊緣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積極或者說激烈,背後的告密,也越是動作頻頻。
運動是個絞肉機,這個機器的動力,居然有部分來自於被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機器之中,還會有一個聲音告訴你,努力表現,你可以爬出來,變成那百分之九十五。於是,背上打了紅字的人,就拚命地爬,拚命地勞作,百倍的努力,萬倍的辛勞,同時也拚命地檢舉揭發告發同類,用自己的政治覺悟和果敢的行動,向機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實跟被絞的肉不是一類人,原不該經受這樣的磨難。
這樣的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關鍵在於運動的設計和發動者,佔據了絕對的道德制高點。所有的運動,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業的名義進行的,絕大多數被整的人,也認可整人者的這種名義。
在這至高無上的名義下,無論幹的事多麼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體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質,決不敢懷疑運動本身。
當年可以在國民黨軍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殺頭,不畏強暴,但進入運動場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無論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環顧四周,都是橫眉冷對,同仇敵愾,所有人,包括你的親戚朋友,都認為就是你有罪,群眾的聲音,印證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業的神話。極個別清醒者的呼聲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沒在人民群眾被動員起來的汪洋大海裡,連個泡沫都不起。
當然,這樣的運動,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條件。全能主義的國家政權,掃蕩到了社會每一個角落,把每個人都組織到國家控制系統之中,連沒有工作的大媽都有組織管著——街道居委會,沒有戶口,糧食關係,組織關係,寸步難行,即使有錢,也得餓死。不合作,不屈服,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除非躲進荒無人煙的大山裡,做白毛女。整體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每個城裡人,都萬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戶口,只要有人威脅將你下放,不再管飯,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變成人民的敵人,那麼,就等於死了一樣,即使活著,也是行屍走肉。
這是一種別樣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挾帶著道德正義的恐怖。運動中,沒有人敢不積極,不積極意味著自己興許就會挨整;運動中,也沒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麼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罷了,你的家人怎麼辦?運動從來都伴隨著一連串的株連,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惡性傳染病,沾邊就會遭殃,自己的親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趕緊跟這種人劃清界線。
弔詭的是,從歷次運動的實踐來看,那些出於各種原因,無論是公開的揭發、還是背後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親朋好友,並沒有因他們的被動揭發或者積極揭發,私下的小報告,最終逃脫挨整的命運。
反革命的妻子揭發反革命,無論怎樣徹底,把床頭話都貢獻給了組織,還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發右派,最終也是右派,身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檢舉身邊的人,照樣不能讓自己脫罪。甚至組織有意安排的眼線,下場也並不好。但是,這樣的揭發告密,卻並不因此而減少,只要運動一來,大家就按照過去的模子走。顯然,這些人其實沒有其它的選擇,儘管一次次的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絲希望,一絲自我脫罪的希望,這些人就還會這樣做。
在運動中,不是沒有清醒者,也不是沒有品德高尚的人,這樣的人,值得我們百倍地敬仰。但是,每個人都有弱點,即使品德高尚之輩,在人民事業,國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說服的。即使每個人告密揭發別人的動機不高尚,也不純潔,純粹就是為了自保,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畢竟,他們攤上的是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陷阱,觸及靈魂的政治運動。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歷次運動重點關照的人,他們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經復甦,回首往事,肯定會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無法正視自己,既然無法正視,自然必須選擇逃避,忘卻,否則,怎麼可能有勇氣再活下去?我相信,這些告密者,無論在今天看來多麼無恥,但是如果沒有這些運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無論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實,我們這些沒有做過同類事的人,審視一下自己,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下,如果我們也給拋到那個可怕的劇場,那個絞肉機裡,我們能不能保持氣節?我只能說,我不知道。
當年活下來的曾經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餘的歲月不多,當年的瘡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們心上。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特殊的歲月裡,這樣的告密,揭發,幾乎無處不在,幾乎所有吃國家飯的人,都會面臨對組織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問題的尷尬,如果全部追究起來,這個世界將會怎樣?柏林牆倒塌之後,類似的事情,已經在當年的東德出現過,畢竟,那是一個特殊政治場景造成的瘡疤,這個瘡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簡單,在一個無法自由言說的時代,一個檔案不公開的時代,信息不完全,只憑著透露出來的部分檔案或者傳言,就互相揭底,根本無法有充分的討論和對真相的追究,最後只能是當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拼,在個人道德上糾纏,從而忽略了對體制和運動本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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