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向老師鞠躬的好孩子 變成老師看見就害怕的人(圖)

2019-11-20 14:31 作者:顧土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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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以後,向老師鞠躬就不需要了……。
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以後,向老師鞠躬就不需要了……(視頻截圖)

未成年人,是當今最盛行的說法,有的國家定為20歲以下,有的國家是16歲,而在我國,目前定在18歲以下,並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頒布。不過,在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這一說,還竭力鼓動少年兒童向大人看齊,不惜生命與階級敵人作鬥爭、不顧個人安危搶救國家財產、遠離父母上山下鄉、放棄學校學習去「三大革命實踐」中鍛練、堅決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學生批判老師、孩子揭發家長、晚輩鬥爭長輩,更是社會生活的主流。

文革發動那年,我正在北京讀小學三年級。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1966年以後,不但向老師鞠躬不需要了,而且優秀老師幾乎都成了批判對象。我就讀的府學胡同小學一連揪出了多位老師,其中,校長是走資派,被剃成陰陽頭,她的兒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學,從此就不來上課了;和藹可親的王立人老師成了軍統特務;還有一位教體育的田老師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據說在三年飢荒時期曾泅渡投敵,但沒游過去;我的班主任孫紋繡,溫文爾雅,對待我們如慈母,最後也被停課接受批判,原來她的父親是孫良誠,毛選裡點過名的人物。

我哥哥與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經常來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邊還帶著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學,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女兒。智障是近些年從臺灣傳來的稱呼,過去我們用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詞彙,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師的牢騷也讓我記住了另一種聲音,她說小學校長才是科級,怎麼也是走資派?孫紋繡從前不過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怎麼會反革命?但王老師很快就不來串門了,因為打砸開始了,各種反黨集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斷被揪出,社會混亂不堪,最後連那位智障同學的父親也成了「楊余傅反黨集團」的頭子,她不知去了哪裡。

文革開始,課本也停用了,我們以學習毛主席語錄為主,再加點算術,音樂課都是歌頌毛主席的內容,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風琴伴奏,旋律很好聽。那個年代,「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是全國人民經常使用的套話,報刊上用,發言時用,連小孩子都會用。但實際上我最喜歡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雖說這也是一曲讚歌。

有一天,學校門口開始重新設計影壁,一位美術老師站在那裡日夜畢恭畢敬地作畫,沒多久,油畫「毛主席來安源」在我們學校也複製成功了,這幅畫當時普及全國各個角落。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早上一進校門就要向這幅畫鞠三個躬,然後湊在一起高舉《毛主席語錄》,呼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須的,還要高唱《東方紅》,進了教室上課時再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放學時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時期還要背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坐在教室裡的標準動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語錄的下方,將語錄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視前方,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時的統一動作。

那個年代,除了領袖像遍佈任何場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氾濫,五花八門、各式各樣,不僅人人胸前別著一個,家裡還都有幾十個、上百個、甚至上千個。我們院裡有個歷史系教師自己在家開作坊,專門製作毛主席像章,據他兒子告訴我,一共做了一萬多個,什麼材質的都有。前幾年,一位部隊文工團的朋友去朝鮮訪問,回來後大發感慨,他說即使領袖崇拜,人家也比我們嚴肅百倍。在朝鮮,像章有一定之規,不許亂做,呼喊萬歲的聲音則是排山倒海,最終匯成一股聲音,而他當年多次參加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百萬人喊聲雖然巨大,細聽還是雜亂無章、此伏彼起。

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大,我經常跟著小夥伴去撒傳單,因為我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子弟,所以傳單有人大三紅的、新人大的、紅梅戰鬥兵團的,這些都是人民大學的群眾組織,傳單上寫的全是些揭發批判「黑幫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的文字,還有漫畫,傳單撒出去後,街頭大人蜂擁而上,爭搶傳單,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的心裡很過癮。我還經常把外面的一些宣傳品帶到學校,記得有一次我搶到了一幅「百醜圖」,上面都是黨政領導人的漫畫像,從劉少奇開頭,一直到省委書記和部長,孫紋繡老師當時還沒被停職,她見到後很不滿,叫我今後別拿這些東西來學校了。

我們小學的高年級同學很快都戴起了紅袖箍,男女同學個個身穿綠軍裝,紮著皮帶,還騎著自行車,下車後一定要手持鋼絲鎖,插著腰。這身打扮和姿勢在當時的街頭巷尾最時興。鋼絲鎖可以隨時抽打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也可以與對立的其他組織武鬥,打群架,以此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其中六年級有位同學姓李,是個高幹子弟,經常來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實才四年級,特別喜歡跟著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經常過來告訴我們兄弟三個,什麼如今最流行,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如何搶軍帽、以後還知道了「拍婆子」。那時戴綠帽子很盛行,一次,他來的時候戴了頂厚帽子,也是綠的,兩邊的帽耳朵放下來很暖和,扎上去很帥氣。我哥哥看見了也想要,我父親設法去買了一頂,沒想到戴了不幾天就在街頭被人家騎著自行車一把擼走了。李大哥知道後,問了被搶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來,我們因此更加欽佩這位大哥了。但沒多久,他就因為參與武鬥被拘留,被定為「聯動分子」,後來又聽說被釋放,最終也沒再見過。

文革前,我母親為我們兄弟三個念過《紅岩》,讓我們背誦過《革命烈士詩抄》,在廣播裡聽過《青春之歌》《王若飛在獄中》《革命一家》,看的電影有《滿意不滿意》《今天我休息》《錦上添花》《紅日》《冰山上的來客》《崑崙山上一棵草》,文革開始,才知道這些都被定為毒草。當時的電影、小說好像絕大多數都被定為「封資修」的毒草,我讀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60部小說毒在哪裡》,讀得非常細,還學會了裡面的各種形容詞。破「四舊」運動到來時,我家裡趕緊將《普希金選集》《日日夜夜》《古文觀止》等藏了起來,但院裡的幾位小朋友揭發我家裡的小人書都是反動黑貨,我只好將這些小人書抱了出去,這是些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改編的連環畫。院裡燒書的火堆整整燃燒了2天,許多線裝書、世界名著都被中學來的紅衛兵和大院裡的小朋友扔進火中。

小說《紅岩》作者羅廣斌是叛徒而且最終畏罪自殺的有關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覺得階級鬥爭真是尖銳複雜,老師、叔叔、阿姨還有外面那麼多人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連《紅岩》都是大叛徒寫的大毒草,看來階級鬥爭這根弦一定要繃緊。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時刻警惕階級鬥爭新動向,是我們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間又加劇了這種教育。那個時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沒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鬨,成為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三號,從前稱作鐵獅子胡同一號,所以大家都叫鐵一號。鐵一號大院裡誰家大人被揪出來了,我們就朝誰家扔石頭,彈彈弓,欺負誰家的孩子,我們還特別警惕陌生人,一見有不認識的人出現,就會跟蹤、尾隨。院裡的公共樓道和民國時期的老建築——灰樓,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學校裡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學們砸破,老師根本管不了。院裡還常常被人舉報有反動標語,警察不時跑來,又照相又偵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只看出毛主席三個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實就是亂寫亂畫。

在街頭看游鬥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內容。鐵一號院子裡的游鬥是邊走邊鬥,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在院子裡繞了一圈,最後走到那座民國老建築灰樓前停下。這裡是個較大的空間,既可以讓過往行人都看見,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鬥的人都是站在台階上,低頭對著大門,一鬥就是幾個小時。也有鬥爭的群眾認為被鬥的不老實,就將幾把椅子、凳子摞起來,讓被鬥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見過一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副教授,因為工資被凍結,實在沒錢買東西吃,餓極了,就在東四九條副食品商店裡偷了7分錢一包的人參果,結果被售貨員當場抓住。批鬥他時就是站在了兩把椅子上面,好像演雜技那樣,專門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與我父母很熟,他說,這樣才能讓大家都看清他的醜惡嘴臉呀。而馬路上的游鬥常常在卡車上,時常看到路上有游鬥的卡車或緩緩駛過,或疾駛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數人,被兩側戴紅袖箍的人按著頭,反扭著胳膊,呈噴氣式模樣。卡車的駕駛棚頂安放著高音喇叭,插著紅旗,一路呼喊著打倒、砸爛的口號。

在學校裡,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強迫做「噴氣式」。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臺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一腳。

文革發動沒多久,紅衛兵還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我的祖母當年被劃定為地主成分,所以此時也在劫難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著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著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她的屍體就漂浮在池塘裡。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也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那個年代,北京火車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淒慘的景象,一群群年邁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蓬頭垢面,個個猶如被打上了印記,一看就是被遣返回鄉的「黑七類」。他們拎著包袱,低頭匆匆往車站裡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們吐痰、扔石塊,甚至踹一腳,打一拳。返鄉的一路上,他們在車廂裡也是乘客羞辱的對象,在長途汽車同樣是眾人欺負的弱者。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文革期間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他的父親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大院游鬥,說是讓鄰居認清反革命黑幫分子真面目。他的父親低著頭,戴著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著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裡不斷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裡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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