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文學教研室十名新人,九人被打成「右派」。(網絡圖片)
1952年畢業留校工作,是幸運還是不幸?北京大學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風標,一切衝突都首先在這尖端放電。總之是階級鬥爭不斷: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鎮壓反革命,鎮壓胡風集團,接著又是肅清反革命……這一場運動傷透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絕滅。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成了右派。
記得1955年夏,我頭腦裡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實在繃得太緊,眼看就要崩潰了。我不顧一切,在未准假的情況下,私自回到貴陽老家。再見花溪的綠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為人,不再只是一個政治動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錦榮歸」,總希望帶我到親戚朋友家裡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憊,我太厭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於山水之間,縱情沈迷於兒時的回憶。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階級鬥爭的關鍵時刻,臨陣脫逃。從此,領導不再讓我去做什麼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則十分樂於有時間再來唸書。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奮,向科學進軍的一年。我竭盡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課,大學四年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大學畢業後,我就選定現代文學作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歡這門風雲變幻、富於活力和挑戰性的學科。我的老師曾勸告過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學,研究那些死人寫的東西。至少他對你的分析不會跳起來說:不對,我不是那樣想!現代文學可難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著的人就會為維護個人聲譽而說東道西。但我沒有聽他的話。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陸續留下的青年教師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學教研室也有整十名。當時人文科學雜誌很少,許多雜誌又只發表學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輕人的文章很少有機會發表。我們幾個人一合計,決定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雜誌,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我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並擬定了文章標題;大家都非常激動,以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後來又在刊物名稱上討論了很久,有的說叫「八仙過海」取其並無指導思想,只重「各顯其能」之意;有的說叫「當代英雄」,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創造的那個才氣橫溢卻不被社會所賞識的「當代英雄」別卻林在大學年輕人中正是風靡一時。會後,大家分頭向教授們募捐,籌集經費。
這時,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他警告我們立即停辦。我們還莫名其妙,以為先生不免小題大做,對共產黨太不信任。
我不「認罪」
然而,歷史自有它的詭計,這一場運動傷透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絕滅。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成了右派。
因為,圖謀辦「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擺脫黨的領導,想擺脫領導,就是反黨!況且我們設計的刊物選題中還有兩篇大逆不道的東西:一篇是《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再探討》,擬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等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邏輯,這當然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說,標題是《司令員的墮落》,作者是一位十六歲就給一位將軍當勤務員的軍隊來的學生。這位將軍因罪判刑,伺候了將軍半輩子的勤務員,很想寫出這一步步墮落的過程,以資他人借鑒。按反右邏輯,這也是誣蔑我黨我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這樣,1949年後文學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個成了右派。右派者,敵人也,非人也!一句話,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竟成了右派頭目,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每月十六元生活費,下鄉勞改。
在北京遠郊的崇山峻嶺中,我們從山裡把石頭背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我盡全力工作,竟在勞動中感到一種煥發,除了專注於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讓石頭從肩上滾下來,大腦可以什麼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處倒頭一睡,千頭萬緒,化為一夢。我越來越感到和體力勞動親近,對腦力勞動逐漸產生了一種憎惡和厭倦,尤其是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
這幾年,正值全國範圍內無邊無際的大飢餓,我們每天吃的東西只有杏樹葉、榆樹葉,加上一點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後來,許多人得了浮腫病,我卻很健康。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會享受那種勞動中的舒心和單純,另一方面也是得益於我是女性。
男右派們有很多,他們只能群居在一間又陰又黑的農民存放工具的冷房裡;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雜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們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貧農翻身戶,老大爺大半輩子給地主趕牲口,五十多歲,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財,才有可能娶一個老大娘過日子。遺憾的是老貧農卻劃不清界限,老兩口竟把我當親女兒般看待,我也深深愛上了這兩個受苦的人。老大爺給生產隊放羊,每天在深山裡轉悠,山上到處都有核桃樹,樹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幾個核桃,有時也撿回幾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幾天,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這些難得的珍品。老大娘還養了三隻雞,除了應賣的銷售定額,總還有剩餘讓我們一個月來上一兩次雞蛋宴,一人吃三個雞蛋!
由於我不「認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遲遲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親,雖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剛滿週歲的小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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