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鉅細，事必躬親的君王，往往拾起芝麻，扔掉西瓜，很少有不失敗的。英明的君王，則明確職守，其所為者少，其所憑藉者多—一親自去做的事情少，憑藉他人去做的卻很多。這就是垂拱而治的智慧。
下過棋的人，不用任何勇力、時機、占卜和祭禱，技高一著，便能獲勝。治國平天下者，技巧高的在於尋得賢人，憑藉賢人，大膽使用賢人。堯就是這樣，憑藉一切可以憑藉的賢哲和事物，他的儀錶從容，給人的印象總是穿著寬大下垂的衣裳，從不卷在瑣碎的政務之中。商湯周武王，能在短時間內，完全佔有夏商之民、夏商之地和夏商之財。這是完全在於他們憑藉了可以憑藉的東西。憑藉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便沒有人敢危害他們；憑藉夏商的土地分封諸侯，便沒有人不高興；憑藉夏商的財產賞賜臣民，天下人就都競相效力。管仲認為，可以把國家托付給隰朋這樣的人，因為他既效法前世聖哲，又求助於當時賢德，他對於國政不該管的不去打聽，不需瞭解的事務不去過問，對別人無關大節的過失，裝作沒看見。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與田子方交友，對段干木以禮相待，使國家大治，而又自身恬逸。
地方首腦，在治理地方時，也許能夠靠自己的精勤勞作，使地方得到治理，但終究達不到垂拱而治的境界。宓子賤常在堂上靜坐彈琴，卻把宣父（地域名）治理得很好。巫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晝夜勞作，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宜父也只是得到治理。巫馬期問宓子賤這其中的緣故，宓子賤說：我是使用人才治理，你是使用力氣治理。使用力氣當然費力傷神，使用人才則人盡其用，當然恬逸。
宓子賤懂得了垂拱而治。他以一己之有限的智慧，而調動了眾人的智慧，以一已有限的能力，發揮了眾人的能力，當然可以較輕鬆地把地方治理好。巫馬期則不然，損傷生命，耗費精力，手足疲倦。又教令煩瑣，雖治理不錯，但不可能達到較高境界。
君王順應天下大勢，依靠臣下治理國家，臣下便也有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機會和場所。君臣各司其職，相得益彰，太平盛世就有可能出現。大凡天下賢明的君主，決不每事躬親，苦形愁慮，只需運籌和掌管治國要領和大事，就行了。這叫做：霜雪雨露合乎時令，萬物自然生長；疾病怪異災禍，不會發生，人們自然感到舒適。這也好比：以火照蟬，首先在於弄亮火光，若火光不亮，無論怎麼搖動樹木，也沒有益處。
世上糊塗愚蠢的君主，或者好炫耀自己僅有的那點聰明才智，結果反倒被那點聰明才智，遮蔽了耳目和思想，使得各種政務，漏洞百出。或好為人師，好為先導，事事強力疾作，臣子部下們則曲意迎合，被動地圍著兜圈子，君王被陷於各種瑣細事務裡，無法自拔。更有甚者，自己無能去幹，又不放手叫別人去做，常常陷在一籌莫展之中。諸如此類，其最終結果，都將導致毀敗功名，傾覆社稷。
將垂拱而治，作如此理解，當然屬智慧之列。但是，如果有人將垂拱而治，推向極端，主張：「君王應該無智無能，所謂『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認為『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將國家勞苦憂愁之事，全托孫叔敖去日夜操勞，是楚國的幸運』。」這就把垂拱而治，絕對化了，導致對楚莊王的認識失於片面。本來垂拱而治，源於無為，而別有所為。一旦將其絕對化，就成了「無為終於一無所為」，那就沒有智慧可言。
（源自《呂氏春秋》）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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