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鉅細,事必躬親的君王,往往拾起芝麻,扔掉西瓜,很少有不失敗的。英明的君王,則明確職守,其所為者少,其所憑藉者多—一親自去做的事情少,憑藉他人去做的卻很多。這就是垂拱而治的智慧。
下過棋的人,不用任何勇力、時機、占卜和祭禱,技高一著,便能獲勝。治國平天下者,技巧高的在於尋得賢人,憑藉賢人,大膽使用賢人。堯就是這樣,憑藉一切可以憑藉的賢哲和事物,他的儀錶從容,給人的印象總是穿著寬大下垂的衣裳,從不卷在瑣碎的政務之中。商湯周武王,能在短時間內,完全佔有夏商之民、夏商之地和夏商之財。這是完全在於他們憑藉了可以憑藉的東西。憑藉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便沒有人敢危害他們;憑藉夏商的土地分封諸侯,便沒有人不高興;憑藉夏商的財產賞賜臣民,天下人就都競相效力。管仲認為,可以把國家托付給隰朋這樣的人,因為他既效法前世聖哲,又求助於當時賢德,他對於國政不該管的不去打聽,不需瞭解的事務不去過問,對別人無關大節的過失,裝作沒看見。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與田子方交友,對段干木以禮相待,使國家大治,而又自身恬逸。
地方首腦,在治理地方時,也許能夠靠自己的精勤勞作,使地方得到治理,但終究達不到垂拱而治的境界。宓子賤常在堂上靜坐彈琴,卻把宣父(地域名)治理得很好。巫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晝夜勞作,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宜父也只是得到治理。巫馬期問宓子賤這其中的緣故,宓子賤說:我是使用人才治理,你是使用力氣治理。使用力氣當然費力傷神,使用人才則人盡其用,當然恬逸。
宓子賤懂得了垂拱而治。他以一己之有限的智慧,而調動了眾人的智慧,以一已有限的能力,發揮了眾人的能力,當然可以較輕鬆地把地方治理好。巫馬期則不然,損傷生命,耗費精力,手足疲倦。又教令煩瑣,雖治理不錯,但不可能達到較高境界。
君王順應天下大勢,依靠臣下治理國家,臣下便也有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機會和場所。君臣各司其職,相得益彰,太平盛世就有可能出現。大凡天下賢明的君主,決不每事躬親,苦形愁慮,只需運籌和掌管治國要領和大事,就行了。這叫做:霜雪雨露合乎時令,萬物自然生長;疾病怪異災禍,不會發生,人們自然感到舒適。這也好比:以火照蟬,首先在於弄亮火光,若火光不亮,無論怎麼搖動樹木,也沒有益處。
世上糊塗愚蠢的君主,或者好炫耀自己僅有的那點聰明才智,結果反倒被那點聰明才智,遮蔽了耳目和思想,使得各種政務,漏洞百出。或好為人師,好為先導,事事強力疾作,臣子部下們則曲意迎合,被動地圍著兜圈子,君王被陷於各種瑣細事務裡,無法自拔。更有甚者,自己無能去幹,又不放手叫別人去做,常常陷在一籌莫展之中。諸如此類,其最終結果,都將導致毀敗功名,傾覆社稷。
將垂拱而治,作如此理解,當然屬智慧之列。但是,如果有人將垂拱而治,推向極端,主張:「君王應該無智無能,所謂『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認為『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將國家勞苦憂愁之事,全托孫叔敖去日夜操勞,是楚國的幸運』。」這就把垂拱而治,絕對化了,導致對楚莊王的認識失於片面。本來垂拱而治,源於無為,而別有所為。一旦將其絕對化,就成了「無為終於一無所為」,那就沒有智慧可言。
(源自《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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