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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港灣——香港 大逃港與港人港警(組圖)

 2019-06-14 11: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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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排隊吃飯。在「大躍進」中國政策造成的飢荒期間,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
1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排隊吃飯。在「大躍進」中國政策造成的飢荒期間,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AFP/Getty Images)

當年的香港,是大陸人的港灣,大陸人曾有過數次大逃港行動,那年那月,港人港警,以及當年的香港政府是怎樣的模樣呢?

酒店的開業慶典 總經理致辭嚎啕大哭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家酒店的開業慶典說起。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

「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就像台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 卻沒有一點辦法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著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著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裡,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兒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裡,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

深圳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寳安只有三件寳,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裡,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一個新職業——「拉屍行」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途上和山裡。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當年的香港警察 當年的香港市民

1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的臨時避難所。
1962年5月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的臨時避難所。(-/AFP/Getty Images)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

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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