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經歷的八九六四(圖)


六四期間,中國法官聲援(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6月10日訊】一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週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點半,北京長安街,軍人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坦克車隊集結待命,兩側諸多小路的路口擠滿了人群。眾目睽睽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聲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孫三人的身體碾過去;停頓一下,坦克倒退,再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過去;回到出發點,隆隆聲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孫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過去;最後,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從祖孫三人的身上碾過去(註:過去我誤寫坦克往返四次,應為兩次,在祖孫身上來回碾壓四次)。祖孫三人壓成的肉泥嵌進了瀝青路裡,鏟子也鏟不乾淨。

8年半後,1998年1月,目擊者王強告訴我上面這個令人髮指的罪行,當時我們在離洛杉磯40多公里的Long Beach縣華人旅館裡。王強說,他回到重慶無線電廠向黨支部書記蔣為匯報了這一幕,書記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間,不得擴散。那年秋,我請重慶朋友去無線電廠找蔣書記,得知該廠已垮,該人已壽終正寢。

如果,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下「要準備流點血」、「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命令;如果,這一個坦克兵與那一個坦克兵(拒絕壓人的那位),長著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這個人為製造的災難壓根沒有生長的土壤:一黨專制,無論「暴徒」們如何「胡作非為」,如何沒有「見好就收」,「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們手上就斷無殺人的武器,比如機關鎗坦克車裝甲車達姆子彈等。那麼,今天,30年過去,那個與婆婆手牽手當時約7歲的小男孩現在已經37,他將穿著夏裝與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陽光下,牽著大約也是7歲的兒子或者女兒,歡天喜地走在北京長安街上;那麼,今天,30年過去,他當時大約五歲的妹妹現在35,多數已是五歲孩子的媽媽,也應該與丈夫一起,一家人興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時光了;那麼,今天,也許他倆的婆婆,此時此刻已不在人間,她也該與蔣為書記一樣,壽終正寢。

而不是死於非命!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為人民謀幸福......,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實際含義原來是「敵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如,是可以隨意虐殺的牲口!

「牲口」社會,領導人及其跟班,難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牲口?!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我在澳已一年半多,還處在自我禁閉之中:一,不懂英文,兩年內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二,五年內不買中文報紙,浪費時間,影響我學習英語。

朋友告知,尋人啟事在找齊家貞。我這才破例買了份中文報,這才非同尋常地發現,在澳中國人對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對8964中共天安門屠殺有如此衝天的憤怒。

一頁一頁翻過去,整版整版全是墨爾本和維省邊遠地區在澳中國人登的廣告,尺寸巨大,顏色醒目,標題刺眼,有的是個人獨登,有的是數人聯名,都是護照上的真名實姓,不像平時交往了好一陣,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現在,中共在天安門犯下的殺人罪行,他們個個義憤填膺,人人無情譴責,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權、中共十惡不赦罪該萬死之類的口號,也有人嚴正聲明退出法西斯共產黨和共青團等。

勞改隊裡,我聽神經失常的王大芹罵過法西斯之類的瘋話,正常人誰敢!現在,這些「瘋話」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裏好解氣。

那段時間,關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新聞我一律來自週末打工洗碗的餐館裡,哪怕別人已是二手舊聞,對我全是剛出爐的新新聞。這輩子,1949年10月共產建政毛澤杔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從此跪著當奴隸,包括8歲的我。現在成千上萬的學生市民揚眉吐氣膽大包天,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舉標語呼口號,懲治貪污、反對官倒、開放民主,已經好幾週了。

儘管我人在澳大利亞,仍為中國人有望站起來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電話與在美國旅館當經理七十七歲的父親談六四。父親比我更激動,他天天看《世界日報》,天天大受鼓舞。

「家貞啊,準備捲起鋪蓋回中國慶祝吧!我們快要熬出頭了。我到處打電話,問地址,給那些民運組織捐錢,他們寄來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郵票般的小東西表示感謝,很有趣。天安門民主運動需要我們每個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錢都寄走了。」

那,這個月給弟弟的生活費怎麼辦?

沒關係,我已經通知他們,下個月我寄雙份。

這樣吧,這個月我來。

不要,不要,我有辦法,馬上就會有的。家貞,你千萬別寄!

父親逝世後,遺物裡有一迭六四以來匯給民運組織的匯款單,總數接近一萬——這位在二手貨店花一兩塊美金買衣褲,垃圾桶裡撿麵包吃80歲左右的老人,23年牢獄之災不能改變他正直善良誠實的天性,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悲劇英雄。

餐館裡,我跟老闆Tony爭論起來。

「不好啦,他們肯定要開槍鎮壓了。」老闆說。

「不會的,北京這麼多機關這麼多人都參加進來了,它眾怒難犯。」我答。

「你看,他們的標語從‘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塗’到要‘小平下臺’,那還不開槍鎮壓?」

「要鄧小平下臺,因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

「要鄧小平下臺,就是要共產黨下臺,是一樣的。」

「五八年武漢有人領導九個工人罷工就給槍斃了,罷工的人全部判刑。現在,罷工罷學罷市,上街人數最多的時候兩百萬,它能判刑槍斃兩百萬人嗎?」我認為,時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讓步。

「不說這麼多,肯定是要開槍鎮壓地啦。」

「肯定不敢鎮壓地啦。」我學老闆的廣東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們打個賭,看你對還是我對,看他們到底敢不敢開槍?」

那天半夜,我從餐館下班回家,大家都關燈入睡了。摸黑中,剛來不久的小夏從房間裡傳出哭聲:「齊家貞,他們真的開槍殺人了!」

啊?

那個只在大陸生活了七年,七歲就逃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逃到澳洲的資本家Tony,擊敗了坐過十年共產監獄的無產階級赤貧者齊家貞,資本家賭贏了。

涉及到政權命脈之時,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鄧小平「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獨裁狂人敢說這樣的「豪言壯語」!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廠做工,銷售經理Collin來到我面前:「Helen,天安門殺人了。你需要幫助嗎?我們將盡力。」

Collin再次下樓,她遞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廠將樂意雇佣齊興國和齊大同先生——我的兩個弟弟。

我開始關心時事,具體說是關心天安門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處張望,只要商店的電視機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趕緊鑽進去,希圖補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空前的壯舉。

我對自己開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錢買了個二手電筒視機。當時的電視機碩大笨重,我費盡氣力搬回家,發現它接收不到澳洲國家民族電視臺SBS,這個臺主要播放國際新聞。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錢換了臺可以收看SBS的。

之後,我花十六元澳幣「巨資」(我每週伙食費10元)買了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畫冊。太差勁,比起波瀾壯闊、氣吞山河的這場運動,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冊畫不是淡而無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開電視看SBS,我天天失望地關掉,中國老百姓新聞開放三天站著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縫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裡去,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倒退萬馬齊喑,中國人又開始跪著做人,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很難再獲得八九六四的後繼新聞了。

自我禁閉,讓我失去驚嘆禮讚活了四十九歲才一遇的使血液沸騰,使靈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徹底翻轉,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詩巨畫:四九年共產專制以來兩百萬中國人嚮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動、大爆炸場面;我也沒看到使自己終生心驚肉跳,終生惡鬼纏身,終生盤問「怎麼能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錯過與那些肝腦塗地血濺四方日夜遊走在天安門前的亡靈們相聚,並且心貼心活在一起的機會了。

事實上,我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產黨的傢伙,儘管出了國,依然沒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於恐懼的自由——四個弟弟和他們的家屬都是人質,我恐懼因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們再次逼進苦難的深淵,我哪怕自殺十次,也無可挽救無濟於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原來是餐館老闆Tony找我,當時我太累,辭了工。

Tony在電話裡焦急地問,齊家貞,你有沒有登報聲明譴責中共開槍屠殺天安門的學生居民?

沒有,我想都沒這樣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萬別登報,萬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們報復,首先就收拾你。

Tony約我在唐人街見面,一起去諮詢他的律師。

走進律師辦公室,我掃見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迭照片——最上面是個中國男人把李鵬的大畫像踩在腳下,猜想,加上他們登報譴責中共的聲明等,可以證明回中國就會像天安門的學生百姓那樣大難臨頭死路一條了。

律師用嘴嘟了嘟桌上的東西,他說,這些並非本來存在而是事後人為製造的證據,很難相信有足夠的說服力從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闆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況,表示他想幫我辦居留。律師認為,我的過去與天安門事件毫不相關,他們既然放我出國,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強調,這類案子,證據不足,申請起來非常棘手。

連律師自己都沒有信心,Tony幫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這次關鍵時刻我一反常態,完成了從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轉換,自己不聲不響去拿了一份強烈人道理由申請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請人幫忙填好,交給澳洲移民局。

為了保住專制政權,中共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平民們使用機關鎗掃射,開動坦克裝甲車碾壓,火光衝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喪盡天良赤裸裸的殘酷野蠻,深深攪擾驚駭觸怒了他們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慣例約談,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兒也移民來澳。後來瞭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動從大陸救援了好些身處險境的民主人士。

八九「六四」一週年,我參加過一些活動,簽到一律用假姓名假地址。

我抱著朋友的兒子到墨爾本城市廣場參加六.四紀念集會,許多中國人沒有忘記這一天,許多西人也沒有忘記這一天,大家神情肅穆握著發給的小白花,認真聆聽台上的發言。

第二天,澳洲大報Herald Sun刊登了中子的特寫照片,孩子莊重悲哀的眼神感人至深。報紙的標題是,「世界不會忘記」。

我還悄悄去聽嚴家棋、萬潤南、吾爾開希等人紀念六.四的演講會,遞了個條子問天安門究竟殺了多少人,他們說無法確定,幾百至一千——近年,英國美國解密資料顯示,應該是幾千到超過一萬。我們試試數數,從一數到一萬並不容易,何況這不是數字,而是一個個生龍活虎的生命。

回家當晚,分租房子的室友從她房間裡跑出來:「齊家貞,我剛剛在九台電視新聞上看見你了!」我這隻驚弓之鳥馬上驚弓,怎麼當時沒注意有記者錄相?轉念一想,室友是新加坡人,不會檢舉我,我停止驚弓;第二天早晨上班,西人同事說:「Helen,你當明星上電視了,昨晚我看見你的。」驚弓之鳥即刻驚弓,再一想,他是澳洲人,不怕不怕,齊家貞不要驚弓。

後來,我還參加過一些「反革命」活動,每次都膽戰心驚掩耳盜鈴,深怕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發現我,深怕共產黨對我鞭長莫及加害我重慶的四個弟弟。

2005年1月,64歲的我走出陰影,下定決心拋棄恐懼,我不願意把自己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帶進墳墓,爛在自己的肚子裡。那時,我居澳17年半,早已是澳洲公民。

從此,我一發不可收拾。

8964天安門大屠殺,全方位透視出專制體制對生命的極度蔑視和它的反人類本質;而西方民主國家大批收留中國人,充分展示他們重視生命價值和人道主義的立國精神。

六四屠殺之後的30年裡,中共不僅沒有放下屠刀認罪悔罪,它仍在千方百計否認殺人事實、竭力掩蓋歪曲六四真相,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全面封殺懲治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2007年6.4成都的陳雲飛,「煽顛罪」拘留、監視居住半年;2014年5月,劉荻、郝建、徐有漁等「五君子」,「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成都銘記「八酒六四」四君子,以「煽顛罪」正式逮捕,今天,陳兵還在牢裡。

30年裡,中共洗腦的成效「卓著」: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到走進社會,被謊言餵養大的80後、90後、00後新生代,「放進南瓜裡度日,長成扁的;放進竹子裡度日,長成長的」,他們對「六四血案」一無所知,父母們對真相常常嚴格保密,這樣的「花朵」會是「祖國的明天」嗎?

更有甚者,今天的中共,利用現代人類社會極度發展的科技,極度地變異為反對人類本身的利器,除了與時俱進網路防火牆屏蔽海外時事新聞不同的聲音外,他們的數據監控系統Digital Watching System,2020年全面覆蓋大陸。至此,每一個中國人,包括習近平皇帝,無論去到哪裡,也難逃「大數據」的監控。「中國安全啦」,沒有小偷,沒有殺人犯......,同時,也沒有了一星半點隱私的自由!

八九六四過去的30年裡,形勢大好的社會主義中國,「像蝦子一樣朝著黑暗後退」。

我們二十多萬受惠者,天然應該感謝澳洲政府收留我們的大恩大德。

可是,同時,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我們必須面對,沒有天安門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學生平民遭受了人世間頂級的苦難——與親人的死別,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活著」,就沒有我們今天與家人一起在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澳大利亞「活著」!

我們的「活著」,是天安門義士們犧牲的結果。

這個事實太逼真無疑了,這個事實太剔骨剮肉殘酷無情了,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消受,「不可承受之重」!

不要認為自己是精英範本,不要認為自己是領袖先驅,不要以為做了一點點事情自己就不得了啦,在任何一個天安門死者的面前,包括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位60多歲的老太婆面前,她大約7歲5歲孫兒孫女的面前,除了深感羞愧,除了滿心感激,我們不值一提——因為,正是那麼多死者汩汩奔湧的鮮血,正是那麼多母親無盡流淌的淚水,滲透浸染了本來蒼白的泥土,滋養出了我們這些,小草!

唯有,在為天安門死難者血洗沉冤伸張正義的事業裡;唯有,在安撫慰勉痛不欲生的天安門母親的努力中;唯有,在把北京屠夫們抓到末日審判被告席上,宣布他們有罪的行動裡;唯有,在為他人謀利為中國民主憲政奮鬥的征途上,有道義擔當,嘔心瀝血,無私奉獻——如此,我們才有資格喘息透氣,對自己的後代說,你們的爸媽,為生養我們的中華大地以及大地上苦難的同胞,竭盡忠誠,至死方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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