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為何不斷勾結左派？(組圖)
右起：楊尚昆、費德林、布爾加寧、毛澤東、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宋慶齡。（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蔣介石鑒於當時的政洽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使他不得不決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後，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
自北伐主力佔領武漢後，國民政府俄顧問鮑羅廷，偕同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要員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起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國民黨中央及國府代表名義籌備遷都事宜。並於十三日成立「國民黨中委及國府委員聯席會議」，辦理建都工作，廣州國府於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辦公，由譚延闓代主席及張靜江率領國府職員於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遷都武漢，正式開始辦公。但蔣總司令覺得，當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庭策動之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乃於一月三日電武漢中央要員，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於領導軍事工作，及將來建都南京。並於一月十日親至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人民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所以他此行未有獲得任何效果，遂於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遷都之爭演變而為黨權、軍權之爭。
蔣總司令鑒於當時的政洽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形勢對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決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於是由三月十一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卅一日槍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黨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黨部及總工會；福州、安慶等地亦先後發生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開摧毀共黨行動，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清共運動，並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一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一、七兩軍所有中共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均被清除。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亦於三月問率其助手離開總司令部赴武漢，轉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
最先佔領南京的二、六兩軍於四月初被七軍及一軍之一部分壓迫退出南京，蔣總司令便於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駐南京，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國民政府，於是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形勢。
蔣介石與汪精衛（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兩黨同志繼續合作，聲明中有「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強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團結合作的苦心，於此可見。
四月十日，汪精衛到達武漢，當「四･一二」上海事變消息傳到武漢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多表憤慨！汪精衛便即提出「討伐蔣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的口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蔣介石黨籍」，並罷免其總司令職，於是寧漢分裂已趨表面化。
廣東中共早有伺機奪取廣東政權的企圖，至國民黨蔣介石右派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員的消息傳到廣州後，便加速了我們的行動準備。
當時留守在廣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右派部隊，計有：李濟琛第四軍的十一師及十六軍范石山兩個師和河南區李福林第五軍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關北江辦事處突接到廣東省農軍指揮部的密令，大意是：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反共，屠殺我們革命同志；廣州的李濟琛是蔣的心腹，必執行蔣的反共路線，因此我們以奪取廣東省政權為目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以駐韶關的陳嘉佑師為主力，配合廣東工農武裝進攻廣州。
二、各路農軍的指揮如下：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黃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鑒、北路指揮龔楚、廣州市工人武裝及中區各縣由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三、各縣農軍，必須於廿日接近廣州郊區待命。
四、各路軍立即派員來省農會連絡。
該密令署名是廣東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
我接到這一命令後，立即由北江辦事處通知各縣農軍緊急動員，限於十九日到達粵漢路沿線集結。並於十五日九時赴教導師請示陳嘉佑師長。他對我很乾脆的說：「我早就知道必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來，我駐清遠琶江墟的一個團，今晨已開始向銀盞坳、軍田（距廣州五十華里）推進，另兩個團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廣州約九十華里），並準備繼續推進。你們農軍須於十九日到達新墟附近（距廣州三十華里）。關於運輸問題，我於十九日早準備火車兩列供你們使用，請即派員來師部參謀處連絡。」
我告訴他：「我們已通知各縣農軍依期集結，但我須立即返樂昌集中農軍，准於十八日，回到韶關。」
談話後，我即離開師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農軍集中，十六日返樂昌。
當我正在調集農軍時，十七日黃昏，又接到羅綺園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事宜。這時，韶關邊界的八衛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在回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並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關心我的安全，他們都勸我從陸地繞道前往韶關。但為時間緊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遂決定利用夜間乘小舟冒險偷過回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關，隨行僅帶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只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在北江辦事處和羅綺園晤面時，他立即告訴我：廣東的李濟琛於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動員廣州全部軍警分別圍攻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省黨部、省農會、工會及一切革命機關團體，被捕被殺的革命同志和進步分子不知其數！陳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農會負責同志因多在郊區動員農軍，或可倖免於難，當時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鎮）粵漢路工人糾察隊裡，幸得粵漢鐵路局聞變即通知我們，於是立即率部退至軍田與教導師部隊匯合，並即與陳師長聯絡；局長主張我們立即回韶關共商今後行勁。我和陳嘉佑師長會商後，決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們黨中央現亦在武漢，陳嘉佑師長要請你來共同商討北上計畫。
我聽完了他的說話，立即和他到師部與陳師長商議有關北上的問題。
陳嘉佑師長對北上問題，提出了決定性的意見。北江農軍編為一個聯隊，由我任聯隊指揮，譚軍略為副指揮，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仍由羅綺園直接指揮，工農軍的一切給養概同教導師官兵待遇一樣，龔楚同志即攜帶二千元隨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生先上樂昌，準備於廿一日前完成行軍準備。
我於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雇了兩名農民，帶著二千銀元隨同北江政訓班學生，步行至桂頭（距樂昌縣城六十華里）。政訓班學生在此宿營，我因見時間尚早（下午一時），乃在桂頭雇一隻小漁舟，化裝成漁人，冒險上樂昌。經過回頭嶺時，因船細人少，未被檢查而通過了。方自慶幸之際，不料船行至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風洲，突然從後面追來了五條大漢，人人手持駁完槍，大聲吆喝停船，抓住背纜船夫，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沒有武器攜帶在身，無法抵抗。這五條大漢一上船，便將我們捆綁，威迫船夫將船開至江中麻風洲，準備在麻風洲上將我們劫殺。船靠了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神的來臨。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來了救星。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而來，他們都認識我，見我被匪徒劫持，即向匪徒開火，匪徒見情勢不佳，丟下我們倉皇而逃。
原來在這期間各地巳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民已經動員起來，分別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巡守各交通要道，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是以我們得到他們的營救。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仍通宵達旦的進行各種有關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清遠四縣農軍，全部集中在樂昌。
我向全體農軍闡述了當前廣東的形勢：「國民黨左右兩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漢，廣東的李濟琛走向右派，在廣州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行動。目前，教導師即要北上武漢集中，我們為了保存廣東工農武裝實力起見，所以也決定追隨教導師陳師長及我們的總指揮羅綺園同志北上武漢，我們這次退出廣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勝利歸來。但各位如有因家庭關係或有其他各種困難不能跟隨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們可以在此作出決定，向你們的隊長報告，各縣隊長請於今天下午四時前將名冊送到指揮部。」
我說完這番話之後，各縣農軍隊長就立即分頭辦理參加北上的登記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農民不能參加北上，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們將這一千一百多人編成了三個大隊，槍枝子彈都很齊備，士氣也很旺盛，整裝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羅綺園同志率領著農軍、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北江政訓班學員等，共一千六百多人，於拂曉時踏上征途。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陰暗，更增加了官兵們的離情別緒。行軍中，我們靜寂的前進。是晚隊伍宿營於九峯橋（樂昌縣北），又有仁化縣的農軍三十餘人趕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翌日，越過天險的蔚嶺關，不久便進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後二時即抵達郴州，是日天朗氣清，官兵精神稍佳。當我們抵達郴州時，郴州的工農群眾數萬人早已集合在一個廣濶的會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受到工農群眾的熱烈慰問，頓使全體官兵們精神振奮！
群眾大會結束後，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同志向我們報導有關當地的情況，他說：「長沙駐軍何健部團長許克祥，於廿一日發動反共政變，將長沙所有與我黨有關之機關及工農團體圍攻，殺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農群眾甚多（中共後稱為馬日事變）。現正向長沙外圍各縣展開行動。」接著他向我們建議：「為了慎重起見，你們最好俟教導師到達後，再行計畫北上。」
我們聞訊之下，不勝憤慨。但又有點高興，因為國民黨這個大集團內部，已經劃清界線，分清左右，敵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後我們和國民黨左派合作，使這一民族統一戰綫，更能團結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業。
當天晚上，陳嘉佑師長已抵達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決定將師部及該師主力進駐衡陽，一部留駐郴州，工農軍進駐耒陽整訓。
我們到耒陽後，便將隊伍從新整編，把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及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均編入農軍聯隊之內，政訓班學員除大部分由教導師調去參加該師政治工作外，其餘三十多人即分配到農軍中各大、中隊擔任政治工作。從此，農軍的管理與訓練都較為便利。同時並與耒陽的中共及群眾組織建立了密切關係。
那時，耒陽的工農，正在積極的加緊建立武裝，準備對抗許克祥及地土豪紳的進攻，但槍械甚少，到處都見有梭鏢隊、大刀隊。
他們見到我們農軍的裝備整齊，又歡喜又羨慕，異常歡迎。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奉師部之命，移駐永興縣城。師部亦於此時奉武漢方面之訓令：將教導師改編為第十三軍，農軍亦改編為十三軍補充團，以龔楚為團長，李資為副團長，並發給軍服每人一套。官兵一聞此訊，登時議論紛紜。當時樂昌籍農軍一部（約四十人）提出反對，要求回鄉，經我幾番勸導，均難阻止去志！遂由大隊長薛仰聖率領回鄉。
但是彼去此來，在這期間又陸續有樂昌、仁化的工農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紳的摧殘和壓迫，趕來歸隊，據他們報導家鄉的情況，大略如下：
一、樂昌縣長劉應福於農軍北上後，即濫捕了三十餘人，三天內槍決了商會主席周X、理髮工會主席郭X、附城鄉農會主席謝X、坪石鎮李家泉等四人。現仍向各鄉搜捕農會分子，我的家裡也被搜查，所有值錢的東西及書籍全被沒收，但沒有捕人。
二、仁化縣自農軍撤退後，情形更加悲慘。地主豪紳向農會進攻，經過兩次混戰後，大部分工農積極份子在蔡正文同志領導下，退入石塘水寨據守，反動武裝，屢攻不下，第四天由韶關調來了范石山部一個團和一個炮兵營，圍攻水寨。當他們來時仍在戰鬥中。後來該水寨經過三個月的苦戰，卒因糧食斷絕，才被攻陷，工農群眾死傷百餘人，被俘婦孺百餘人，有武裝的即突圍逃上大山（雉雞山）繼續打游擊戰。
我們聽到家鄉這些不幸消息，均異常悲憤。但對那些平日有思家觀念和意志動搖的農軍同志卻堅定下來了，他們打消了要求回鄉的意念。我則因老母無恙而稍堪告慰。
時間大約是五月十日，我們奉命經長沙抵達武漢，駐於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園內。
「春草堂」花園，面積很大，佔地約有五十畝以上，園門「春草堂」三個大字，係出諸康有為手筆，園內亭、臺、樓、閣、小橋、流水，一應俱全，花木繁盛，並有幾座平房，足敷一團人之營地，居住環境好極了，但缺乏操場，訓練部隊須在園外公路上，斯時正值春雨連綿，路上泥濘難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們的番號雖然標誌著國民革命軍十三軍補充團，但黨（中共）和政府（國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廣東工農軍，所以特別關懷，發給了我們慰勞金一萬元（武漢國民政府發行的中央紙幣）及每人內衣兩套，頓使全團官兵皆大歡喜！
當時中央紙幣的價值是與銀洋（大洋）平兌的，但那時因武漢中央紙幣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響，且因軍費浩繁，而稅收又短絀，幣值影響了社會的物價。武漢工人因此紛紛提出要求加薪及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勞資的對立日趨嚴重，因此使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的狀態中。由於幣值貶值所影響，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銅幣，原是每元中央紙幣兌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兌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時銀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財政已趨於不穩定，經濟亦開始陷入混亂狀態。
軍事方面：當南京政府宣佈成立時，國府（武漢）原擬先行東征討蔣，穩定武漢後，才再行北伐，但此議為加倫將軍反對，同時北京張作霖大軍正由京漢、津浦兩路南下，企圖分攻武漢、南京兩地，迫使武漢、南京雙方不能不暫時放棄敵對行動，各自分頭北伐，迎擊張作霖。結果，兩方面都將敵軍擊潰，津浦線南京北伐軍北進，佔據徐州，京漢線武漢北伐軍與由陝西東下的馮玉祥國民革命軍會師鄭州，張作霖部敗退至黃河北岸。於是隴海全線為北伐軍所控制。
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方面，正當北位軍在前方苦戰之際，國軍夏斗寅趁武漢空虛，於四月十四日發動潛襲武漢事件，接著長沙許克祥於發動「馬日事變」後，深知湖南農運過火，便逮捕地主豪紳，遊街示眾，盡情侮辱，任意屠殺，連革命軍官家屬都不放過，一樣照拉照殺，甚至連中共高級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殺戳。武漢工人運動亦趨激烈，工農群眾這種無原則的激烈行動，已鬧得如火如荼，無法收拾，致使社會秩序混亂，民心動搖，特別是對唐生智部的湖南籍軍官影響至大，因為他們為了革命事業而離鄉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戰，而家鄉的父母妻子則慘遭農民的屠殺或侮辱，試問誰無家室之想？於是軍心動搖，影響士氣甚大！
在這時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擁汪反共。頓使各軍對中共日漸離心。造成這種嚴重事件，當然要中共負全部責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雖曾一再通令各省共黨組織及工農會組織禁止侵害軍人家屬。但湖南農運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他根本就反國軍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原駐防於湖北省宜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進攻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十七日佔領汀灑橋，準備向武昌紙坊進攻，卒被新成立的國軍廿四師葉挺部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生千餘人所擊潰。對黨中央的指責，不承認湖南農運有過火的說法。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黨中央都無法糾正。繼之即發生軍人叛變事件。
江西的第三軍朱培德，原亦不滿蔣氏所為，也受各地過火的工農運動所影響，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種種壓力，就呈現不穩狀態，致令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亦漸動搖，以至影響全局。
我們自到武漢後，羅綺園即離開部隊，自居漢口，當時我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對各方情況不明，故經常奔走於漢口、武昌紙坊（十三軍軍部駐地）之間，向住在漢口之彭湃、羅綺園及陳嘉佑軍長等連絡，以探聽消息，至六月初，國共關係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羅綺園鄭重的告訴我，他說：「汪精衛已動搖了！唐生智已宣布擁汪反共，現在我們可靠的部隊，只有廿四師葉挺部，十一師周士弟團，武漢警備團。張發奎或不反對我們，至於陳嘉佑，現時的態度還好，不過他的部屬多是湖南人，將來恐怕不大可靠。你領導的一個團，現在是本黨重要軍事力量，黨中央要你們集中武昌城內跑馬場，隨時準備應變。」
羅綺園這一席話使我十分不安，我覺得黨中央過去對軍隊的工作忽視了，等到面臨危急時，才知道重要，現在我們只有這麼少的武裝力量，試問將來怎樣應付事變？我當日即跑去見陳嘉佑軍長。他見我到來，雖臉露笑容，但眉宇間顯有隱憂。他問我部隊的情形，我告訴他有關部隊的一般情況：官兵情緒向來很好，日常訓練工作由副團長李資負責。駐地是一座大花園，環境優美，可惜無操場可用。他聽罷我的報告，就對我說：「現在國共兩方似不甚融洽，將來演變如何，很難逆料。不過你盡可放心，不論環境怎樣變化，我都要庇護你們，我絕不會做出對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對你倚望正殷，將來我必定設法提拔你。」跟著他又說：「昨日羅綺園同志曾來過，談及你們的駐地不便訓練的事，現已商得警衛團方面的同意，將跑馬場的營地讓出給你們，此地與軍部較為接近，以後連絡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訴參謀長，日間即有命令給你。」
我回到團部已近午夜，雖經整日奔馳，但仍無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羅綺園告訴我的一切；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所謂「民族統一戰線」又面臨分裂階段，今後的演變如何？把這團人移駐武昌城內，顯然是黨對我們的重視，但另一方面陳嘉佑又極力想爭取我，說什麼要提拔我，這無非是一種拉攏手段。我是黨員，要遵從黨的領導，這是毫無疑義的，倘若跟陳嘉佑走，那豈不是跟國民黨跑嗎？這些問題，我怎樣應付？左右思量，真的無法解答。
翌日八時起床，團部的幹部都來問我，外間的消息如何？他們似極關懷時局的狀況。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跑馬場。」他們聽了大為雀躍。
大約過了一天（約為六月八日），我們即奉命移駐武昌城內。
武漢國共關係，情勢日趨緊張，首先是汪精衛等因國民黨左派要員北上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確定分共立場。接著傳聞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衛等對中共的態度由合作而轉向分裂，他則由親武漢政府而轉向親南京政府，且已將該軍內所有中共黨員遣送出境。
北方的閻錫山巳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國軍北方總司令職。馮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聯蔣反共立場？
汪精衛等國府要員由鄭州返回武漢後，即公開表示和平分共政策。並經過中央政冶會議決定解除鮑羅庭顧問之職務。
六月十九日蔣、馮徐州會議後，21日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進寧（南京）漢（武漢）合流。至此，由國共合作，又變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的形勢又轉變為寧漢合流的新形勢。這時候，北伐軍已由京漢路撤回武漢附近集中。
為什麼汪精衛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兩省的工農運動過火，燒、殺、搶、掠等行為使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動搖了國軍軍心，致使軍人叛變，經濟混亂，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使武漢當局財經發生了嚴重困難。而南京方面亦對武漢展開了政治分化、軍事壓力、經濟制裁等等手段，頓使武漢當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種種，都是影響武漢政府上層領導人物思想動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一個電報，也是國共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路易的電報：
（一）實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沒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
（二）由黨的權力機關，糾正農運的過火。
（三）消滅現有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四）將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代替原有的委員。
（五）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審判反動軍官。
分家的摧命符。按說這一機密電報是第三國際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將副本送給汪精衞，使汪精衛大為震驚。但路易為什麼要將這一機密電報送給汪精衞，那就耐人尋味了。
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後，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要點是：
一、承認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二、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工作者，須本著國民黨身份，並應隨時準備退出政府；三、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領導和管理；四、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農武裝應由政府管訓；六、工人糾察隊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與處罰任何人。
這項聲明發表後，國民黨方面的上層領導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層分子則認為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戀表示，恐另有陰謀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