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專家：澳前外長是如何成為北京傀儡的(圖)
中國問題專家：澳前外長是如何成為中共傀儡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18年11月18日訊】（看中國記者雨晴編譯）11月8日，John Fitzgerald是Swinburne科技大學的高級教授。他撰此文發表在澳洲金融評論（afr.com）網站上，措辭強烈地抨擊了澳洲前外長鮑勃.卡爾，作者認為卡爾置澳洲安全而不顧，對北京的諂媚超越了一位政治家應有的姿態。鮑勃．卡爾立即撰文回應說，82%的澳洲人與他一樣，不認為中共對澳洲構成威脅。
鮑卜．卡爾的轉變
在霍華德時代，澳大利亞不需要在經濟繁榮與安全之間做出選擇。但自從習近平2013年上臺後，這種格局破裂了，目前我們都已清楚，跟中國打交道時，貿易、投資和安全問題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2016年8月發生了一件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當時的聯邦財長、現任總理莫裡森以安全為由宣布禁止中國國家電網機構（China's State Grid）收購新州偏遠地區的一處電網公司。中國方面立即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硬的報告，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基於雙邊關係，應該允許兩國企業間「更為密切的經濟合作」。
出自北京的這份報告認為，兩國之間亟需建立更高的信任度。那麼，澳大利亞需要採取何種改變，才能與中國建立更大的信任度呢？一種做法是，澳方採取關係「保密度」以避免來自外界的爭議；另一種方法是，在敏感問題上與中國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場。
上週，當維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及其工黨政府決定不向外界透露與中國秘密達成的「一帶一路」協議條款內容、並為此進行辯護時，我們看到了第一種做法的真實案例。而在跟中國「保持一致」方面，工黨的鮑勃‧卡爾已成為這一做法的主要倡導者，他的一切行為都明顯地註釋著這種轉變。
在過去，卡爾並不是一個積極為中共站臺的人，相反，正如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指出的那樣，卡爾曾一度公開批評「親中國論」，譴責中共的意識形態是「荒謬過時的」。但自從他於2014年被任命為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的負責人後，一切都改變了，他變成了自己曾經攻擊過的那號人物，他一邊稱讚習近平的執政成就，一邊譴責習的批評者。
如今鮑勃‧卡爾居然以抨擊澳大利亞政府、為中國喝采而聞名，並成為中國媒體的寵兒。
卡爾與北京保持高度一致
在澳大利亞國內，鮑勃‧卡爾甚至直言「批評中國」的思維是「冷戰遺留物」。他會認為，基礎設施採購、引渡條約、大學問題、政治捐贈、媒體報導和外國勢力干涉的指控，全都是這種「冷戰思維」導致的，他在電視、廣播及印刷媒體所宣揚的全是這種一致的調調。卡爾否認中國存在問題，同時批評看到問題的澳大利亞人。
卡爾的做法與北京的立場存在明顯一致性。據報導，2018年5月，卡爾曾在聯邦議會中藉助工黨同事，向參議院評估委員會（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提出有關前費爾法克斯（Fairfax）媒體駐中國記者約翰‧迦納特（John Garnaut）的問題。迦納特曾為前總理譚寶就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影響力做調查。問題的關鍵是，卡爾想促使迦納特的工作被曝光，而中共國安官員對此也有同樣的興趣。國安在2017年3月拘留中澳學者馮崇義教授時，就審問了他關於迦納特的事。
早些時候，卡爾公開譴責了這種所謂的「冷戰思維」，並否定了中國干涉澳大利亞事務的任何指控，這些評論與來自北京的評論相呼應——2017年12月，中國駐澳大使館發文指控澳方「捏造的新聞報導充滿了冷戰思維」，「肆無忌憚的誹謗中國學生以及對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存在種族偏見」。
卡爾為什麼要為北京說話？
2014年，悉尼一位著名的中國商人向悉尼科技大學進行捐款，建立了一個新的中國事務研究所。這個捐贈者隨後在公開場合誇耀他親自選擇了卡爾作為運營主管，從那之後卡爾就成為了「習近平中國」最傑出、最賣力的公共倡導者。
這個研究所並非一個開設在大學的普通研究中心，而是一個毫無掩飾地藉助卡爾之口來宣傳「對澳中關係積極樂觀看法」的地方。這項任務符合了習近平對其宣傳幹部的指示，「很好的講述了關於中國的故事」。
2015年11月，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在北京會見了鮑勃‧卡爾，並與其探討了媒體合作，從那時起，卡爾被「徹底統戰」的事實已經昭然若揭。次年5月，中宣部主任劉奇葆訪問悉尼，主持了卡爾的研究所與中宣部的簽約儀式。從此，澳中關係研究所正式開始代表中宣部工作。
新華社曾報導說，這項意義重大的合同簽署後，「大力增加了中國與澳大利亞媒體的合作度」。在中國，人們都知道新華社的使命是指示中國媒體報導那些中共編織的謊言，以及不報導那些永遠「不應該」被普通民眾所知的事件和觀點。卡爾成為了新華社在澳的一名助理，負責「協調」澳大利亞媒體對中國的報導。
卡爾在中國表現突出
上述內幕交易在澳大利亞逐漸廣為人知，卡爾的信譽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危機。但他在中國的地位並未因此受損，在那片土地上，他是一位常規媒體人和高級別會議參與者。通過在中國參加這些活動，卡爾遠遠超出了他所在學院規定的職權行使範圍，他不斷地發表評論，為中共的歷史、成就和領導力充當吹鼓手。
而與此同時，在新疆可能有100萬人被非法拘留，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被失蹤」，娛樂明星、記者和宗教牧師正在以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和監禁。這一切居然都沒能促使卡爾在中國媒體面前批評北京政府。
而在向中國媒體批評澳大利亞政府方面，卡爾是表現突出的前哨兵。8月23日，香港鳳凰衛視邀請卡爾參加一檔「與世界領袖對話」節目，主題圍繞「譚寶政府的姿態導致澳中關係低迷」。對譚寶的做法提出批評後，卡爾告訴中國電視觀眾，澳中關係的轉折點來自川普(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居然忽略了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對中國立場的轉變跡象，例如對中國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時，艾伯特政府曾直言不諱的表達顧慮，堪培拉方面更是對北京拒絕承認2016年南海仲裁結果提出批評。
卡爾沒有提及任何川普上臺之前澳洲政府、學校和媒體中談論北京對澳影響力的情況，而是告訴中國觀眾，澳中關係之所以變得糟糕，因為堪培拉熱衷於討好川普。那檔節目的中國主持人反到主動提醒，堪培拉與北京關係出現分裂先於川普上臺。卡爾卻堅持他的立場：「一些愚蠢的澳洲政客就是通過打壓中國來討好美國的。譚寶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打動川普領導的美國。」
卡爾對習近平的讚美
中國觀眾顯然不可能從卡爾那裡瞭解到真實的事實。這位「傑出」的前外交部長、前澳大利亞新州州長、現任大學教授，只是在向民眾強化從中共黨內瞭解到的信息：「澳洲正在向川普示好」。
此外，卡爾走得又更遠一步，他堅持認為堪培拉正在欺負僑居澳洲的弱勢「中國人群體」，他告訴鳳凰衛視，「大多數澳大利亞人對此並不滿意。」但事實上，譚寶及多位高級安全分析師、獨立學者和記者們一再指出，他們的擔憂與來自中共當局的干涉有關，而非「中國人」。華人社區是澳洲搞好與中國複雜關係中最寶貴的資產。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卡爾關於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評論。4月12日，卡爾出現在深圳電視臺，討論習近平幾天前在博鰲論壇上發表的主題演講。在中文背景配音中，主持人介紹卡爾為「前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和著名中國歷史教授」，「非常熟悉中國的改革歷史」。卡爾可能不用對這種錯誤的包裝負責任，但這件事是在提醒我們，任何配合中國媒體宣傳的行為均需謹慎。但那檔節目將卡爾對習近平的評論包裝並播送了出去，塑造出一名國際政治家和著名中國學者認可習近平對譜寫中國歷史和塑造世界命運的重要性。
在那次採訪之前，卡爾對習近平發表的一些評論已經被黨的中文媒體所引述。有人引用卡爾的話說，習近平的講話表明他是中國改革的合適接班人，這是「人類的奇蹟」。另一人說，卡爾認為習近平「富有遠見的言論」將「改變中國，改變世界」。人民日報的一篇報導，稱卡爾更進一步稱讚習近平是「一位最聰明、最有遠見的領導人」。當深圳電視臺問他對習近平的看法時，卡爾回答稱「對其領導能力，對世界的領導能力印象深刻」。
諂媚者獲得的回報
卡爾對習近平的這些溢美之詞關鍵不在於太過誇張，而是這種誇張的風格正在傳染一位位西方世界退休政要，他們被誘導著朝這個方向走，最後只會講中國「好」的故事。所謂「習近平領導世界」的論調正是世界各國退休政要異口同聲之言，卡爾則為這場大合唱增添了來自澳洲的聲音。
整體來看，卡爾只是那批人中的一個，這些退了休的外國官員正在充滿競爭的「中國研究」領域中爭奪主導權。香港中國學者David Bandurski給這類現象起了一個名字—「諂媚學（Sycophantology）」。這類「中國研究」者對中國知之甚少，卻足以理解共產黨刻意營造的「形勢一片大好」的氣氛，以及他們以為西方對未能「理解」中國的「遺憾」。他們每次訪問中國都受到盛情款待，並在中國實體機構被授予待遇極為豐厚的董事職位，他們的學術活動和演講均受到全力支持。
這些人得到中共的好處，被迫作為最基本的回禮，全力讚美東道主中國，以滿足對方的要求。並按照中共官方擬定的語言，「用心」掌握這門說話的藝術。
卡爾參加了2017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世界首次「世界政黨高層對話」，與會的外國代表再熟練不過的掌握了北京喜歡的用語。那些語言經外國政要之口沖刷一遍後，立即被黨媒彙編成學術綱要，並在由中共控制的中國媒體上廣為播出。所以中國人民就會看到，世界各國齊齊讚美習近平的偉光正，然後反過來只能把自己受制於獨裁政府的不幸命運歸咎於自己。更進一步的斯德哥爾摩患者還可能認為，自己的犧牲將能換取困擾世界的許多問題得到解決。
這場「世界政黨高級別對話」是共產黨大戲上演的重要場所，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600多名代表齊來參與。沒有澳大利亞主流政黨前來參加，但據報導，卡爾高調出席並與主持聚會的中共國際聯絡部副主任王亞軍一起合影。與會者最後集體簽署了一份總結聲明，對習近平的車軲轆話表示認可，並列出了為建立習對世界的領導地位所採取的步驟。
這場對話的參與者共同配合圓了一個欺世大謊—中共是一個和與會其他300個政黨一樣的普通黨派。但它並不是。一方面，中共擁有並控制著中國的全部軍事機構——人民解放軍、海軍和空軍。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武裝部隊被升級到國家層面，但黨的領導人仍然拒絕放權。第二，黨章的地位優先於中國國家憲法，憲法僅僅是黨章的補充條款。第三，「維持黨的權力」被定義為中國的「頭號核心國家利益」，其結果是任何敢於批評中共的人都會被打成叛國罪。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團體或機構能夠擁有永久控制國家武裝的權力，且其權力超越國家憲法和一切法律了。
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共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極端腐敗和殘暴的集權寡頭。卡爾在這場類似「世界議會」的會議上，當著世界各國領導人的面，展示了他作為中共「吹鼓手」的面貌。
卡爾未來的代價
對於卡爾，中國人已經習慣於這樣式的人物了，甚至習慣到麻木了。他們自己是被矇騙的，然後反過來嘲笑和他們一樣成了傻瓜的外國人。
但是對澳大利亞人來說，這不是什麼開心的事。卡爾可能會覺得，他正在做一件無比神聖的事—與批評者公開辯論，勇敢的在中國媒體上捍衛北京這一光榮事業。實際上，在中國哪裡有辯論發生？像卡爾這樣的外國政要，只是在讚揚中共當局的成就，並羞辱自己的國家政府，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唯一可以聽到的「外界聲音」。
卡爾假定自己代表澳大利亞人民在發言，不是因為澳人允許他這麼做，而是因為北京給了他一項極其特殊而罕見的特權，而多少持不同政見的澳洲人都被拒之門外。這就是為什麼生活在中國的外國政要在為中國人民或政府代言時要小心謹慎的原因。卡爾要麼對此並不理解，要麼理解但在利用這一特權。
此外，卡爾的行為貶低了澳大利亞的聲譽並損害了國家利益。他的言論存在誤導北京的風險，尤其在澳大利亞政府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思考方面。在中國發表演講時，卡爾一直錯誤的描述了這一事件的本質屬性，歪曲表達了澳大利亞人對此的觀點，並錯誤的暗示，澳洲執政黨的改變會使澳中關係回到譚寶任總理之前的狀態。他一直在提供這方面的建議。
8月，卡爾在香港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暗示北京可能會推遲修復澳中關係，直到下一次聯邦選舉時才會對堪培拉施壓。這可能是北京想要聽到的。但事實是，習近平政府需要明白，澳大利亞對捍衛國內事務自主權的態度，以及國際法對南海的判決，都是不可更改的了。
最後，卡爾在中國大肆宣揚澳大利亞政府打擊的目標是「中國人」而非中共政府時，他故意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澳洲政府領導人和安全分析人員一直將此問題定義為來自中共當局的干涉，以及來自Sam Dastyari和卡爾本人這種雙面間諜的干涉。
今天澳大利亞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與中國更密切的接觸是否必然會導致原則和自尊的犧牲。對於關係的發展方向積極或樂觀思考，不應是統戰洗腦和被收買的結果。如果在合作中有什麼需要被妥協的，澳大利亞人有權清清楚楚的明白瞭解。但我們不太可能一邊按照卡爾所鼓吹的那一套去做，一邊與中國保持尊嚴基礎上的密切合作。
鮑勃．卡爾主持的研究所的未來發展，或許會超越中共當局早期為其定下的發展目標，他們開始客觀地論述中國發生的故事，同時努力重建兩國間的信任度。但從最近曝光的跡象看來，只要中共不拋棄鮑勃．卡爾作為澳大利亞的代表的角色，重建信任度恐怕是不可能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