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专家：澳前外长是如何成为北京傀儡的(图)

中国问题专家：澳前外长是如何成为中共傀儡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18年11月18日讯】（看中国记者雨晴编译）11月8日，John Fitzgerald是Swinburne科技大学的高级教授。他撰此文发表在澳洲金融评论（afr.com）网站上，措辞强烈地抨击了澳洲前外长鲍勃.卡尔，作者认为卡尔置澳洲安全而不顾，对北京的谄媚超越了一位政治家应有的姿态。鲍勃・卡尔立即撰文回应说，82%的澳洲人与他一样，不认为中共对澳洲构成威胁。

鲍卜．卡尔的转变

在霍华德时代，澳大利亚不需要在经济繁荣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但自从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这种格局破裂了，目前我们都已清楚，跟中国打交道时，贸易、投资和安全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016年8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时的联邦财长、现任总理莫里森以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中国国家电网机构（China's State Grid）收购新州偏远地区的一处电网公司。中国方面立即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基于双边关系，应该允许两国企业间“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

出自北京的这份报告认为，两国之间亟需建立更高的信任度。那么，澳大利亚需要采取何种改变，才能与中国建立更大的信任度呢？一种做法是，澳方采取关系“保密度”以避免来自外界的争议；另一种方法是，在敏感问题上与中国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

上周，当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及其工党政府决定不向外界透露与中国秘密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条款内容、并为此进行辩护时，我们看到了第一种做法的真实案例。而在跟中国“保持一致”方面，工党的鲍勃‧卡尔已成为这一做法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一切行为都明显地注释着这种转变。

在过去，卡尔并不是一个积极为中共站台的人，相反，正如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指出的那样，卡尔曾一度公开批评“亲中国论”，谴责中共的意识形态是“荒谬过时的”。但自从他于2014年被任命为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的负责人后，一切都改变了，他变成了自己曾经攻击过的那号人物，他一边称赞习近平的执政成就，一边谴责习的批评者。

如今鲍勃‧卡尔居然以抨击澳大利亚政府、为中国喝采而闻名，并成为中国媒体的宠儿。

卡尔与北京保持高度一致

在澳大利亚国内，鲍勃‧卡尔甚至直言“批评中国”的思维是“冷战遗留物”。他会认为，基础设施采购、引渡条约、大学问题、政治捐赠、媒体报导和外国势力干涉的指控，全都是这种“冷战思维”导致的，他在电视、广播及印刷媒体所宣扬的全是这种一致的调调。卡尔否认中国存在问题，同时批评看到问题的澳大利亚人。

卡尔的做法与北京的立场存在明显一致性。据报导，2018年5月，卡尔曾在联邦议会中借助工党同事，向参议院评估委员会（Senate Estimates Committee）提出有关前费尔法克斯（Fairfax）媒体驻中国记者约翰‧加纳特（John Garnaut）的问题。加纳特曾为前总理谭宝就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做调查。问题的关键是，卡尔想促使加纳特的工作被曝光，而中共国安官员对此也有同样的兴趣。国安在2017年3月拘留中澳学者冯崇义教授时，就审问了他关于加纳特的事。

早些时候，卡尔公开谴责了这种所谓的“冷战思维”，并否定了中国干涉澳大利亚事务的任何指控，这些评论与来自北京的评论相呼应——2017年12月，中国驻澳大使馆发文指控澳方“捏造的新闻报导充满了冷战思维”，“肆无忌惮的诽谤中国学生以及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存在种族偏见”。

卡尔为什么要为北京说话？

2014年，悉尼一位著名的中国商人向悉尼科技大学进行捐款，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事务研究所。这个捐赠者随后在公开场合夸耀他亲自选择了卡尔作为运营主管，从那之后卡尔就成为了“习近平中国”最杰出、最卖力的公共倡导者。

这个研究所并非一个开设在大学的普通研究中心，而是一个毫无掩饰地借助卡尔之口来宣传“对澳中关系积极乐观看法”的地方。这项任务符合了习近平对其宣传干部的指示，“很好的讲述了关于中国的故事”。

2015年11月，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孙志军在北京会见了鲍勃‧卡尔，并与其探讨了媒体合作，从那时起，卡尔被“彻底统战”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次年5月，中宣部主任刘奇葆访问悉尼，主持了卡尔的研究所与中宣部的签约仪式。从此，澳中关系研究所正式开始代表中宣部工作。

新华社曾报导说，这项意义重大的合同签署后，“大力增加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媒体的合作度”。在中国，人们都知道新华社的使命是指示中国媒体报导那些中共编织的谎言，以及不报导那些永远“不应该”被普通民众所知的事件和观点。卡尔成为了新华社在澳的一名助理，负责“协调”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导。

卡尔在中国表现突出

上述内幕交易在澳大利亚逐渐广为人知，卡尔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危机。但他在中国的地位并未因此受损，在那片土地上，他是一位常规媒体人和高级别会议参与者。通过在中国参加这些活动，卡尔远远超出了他所在学院规定的职权行使范围，他不断地发表评论，为中共的历史、成就和领导力充当吹鼓手。

而与此同时，在新疆可能有100万人被非法拘留，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被失踪”，娱乐明星、记者和宗教牧师正在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和监禁。这一切居然都没能促使卡尔在中国媒体面前批评北京政府。

而在向中国媒体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方面，卡尔是表现突出的前哨兵。8月23日，香港凤凰卫视邀请卡尔参加一档“与世界领袖对话”节目，主题围绕“谭宝政府的姿态导致澳中关系低迷”。对谭宝的做法提出批评后，卡尔告诉中国电视观众，澳中关系的转折点来自川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居然忽略了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对中国立场的转变迹象，例如对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时，艾伯特政府曾直言不讳的表达顾虑，堪培拉方面更是对北京拒绝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提出批评。

卡尔没有提及任何川普上台之前澳洲政府、学校和媒体中谈论北京对澳影响力的情况，而是告诉中国观众，澳中关系之所以变得糟糕，因为堪培拉热衷于讨好川普。那档节目的中国主持人反到主动提醒，堪培拉与北京关系出现分裂先于川普上台。卡尔却坚持他的立场：“一些愚蠢的澳洲政客就是通过打压中国来讨好美国的。谭宝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动川普领导的美国。”

卡尔对习近平的赞美

中国观众显然不可能从卡尔那里了解到真实的事实。这位“杰出”的前外交部长、前澳大利亚新州州长、现任大学教授，只是在向民众强化从中共党内了解到的信息：“澳洲正在向川普示好”。

此外，卡尔走得又更远一步，他坚持认为堪培拉正在欺负侨居澳洲的弱势“中国人群体”，他告诉凤凰卫视，“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此并不满意。”但事实上，谭宝及多位高级安全分析师、独立学者和记者们一再指出，他们的担忧与来自中共当局的干涉有关，而非“中国人”。华人社区是澳洲搞好与中国复杂关系中最宝贵的资产。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关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评论。4月12日，卡尔出现在深圳电视台，讨论习近平几天前在博鳌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在中文背景配音中，主持人介绍卡尔为“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著名中国历史教授”，“非常熟悉中国的改革历史”。卡尔可能不用对这种错误的包装负责任，但这件事是在提醒我们，任何配合中国媒体宣传的行为均需谨慎。但那档节目将卡尔对习近平的评论包装并播送了出去，塑造出一名国际政治家和著名中国学者认可习近平对谱写中国历史和塑造世界命运的重要性。

在那次采访之前，卡尔对习近平发表的一些评论已经被党的中文媒体所引述。有人引用卡尔的话说，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他是中国改革的合适接班人，这是“人类的奇迹”。另一人说，卡尔认为习近平“富有远见的言论”将“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称卡尔更进一步称赞习近平是“一位最聪明、最有远见的领导人”。当深圳电视台问他对习近平的看法时，卡尔回答称“对其领导能力，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印象深刻”。

谄媚者获得的回报

卡尔对习近平的这些溢美之词关键不在于太过夸张，而是这种夸张的风格正在传染一位位西方世界退休政要，他们被诱导着朝这个方向走，最后只会讲中国“好”的故事。所谓“习近平领导世界”的论调正是世界各国退休政要异口同声之言，卡尔则为这场大合唱增添了来自澳洲的声音。

整体来看，卡尔只是那批人中的一个，这些退了休的外国官员正在充满竞争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争夺主导权。香港中国学者David Bandurski给这类现象起了一个名字—“谄媚学（Sycophantology）”。这类“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知之甚少，却足以理解共产党刻意营造的“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以及他们以为西方对未能“理解”中国的“遗憾”。他们每次访问中国都受到盛情款待，并在中国实体机构被授予待遇极为丰厚的董事职位，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演讲均受到全力支持。

这些人得到中共的好处，被迫作为最基本的回礼，全力赞美东道主中国，以满足对方的要求。并按照中共官方拟定的语言，“用心”掌握这门说话的艺术。

卡尔参加了201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首次“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与会的外国代表再熟练不过的掌握了北京喜欢的用语。那些语言经外国政要之口冲刷一遍后，立即被党媒汇编成学术纲要，并在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上广为播出。所以中国人民就会看到，世界各国齐齐赞美习近平的伟光正，然后反过来只能把自己受制于独裁政府的不幸命运归咎于自己。更进一步的斯德哥尔摩患者还可能认为，自己的牺牲将能换取困扰世界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

这场“世界政党高级别对话”是共产党大戏上演的重要场所，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600多名代表齐来参与。没有澳大利亚主流政党前来参加，但据报导，卡尔高调出席并与主持聚会的中共国际联络部副主任王亚军一起合影。与会者最后集体签署了一份总结声明，对习近平的车轱辘话表示认可，并列出了为建立习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所采取的步骤。

这场对话的参与者共同配合圆了一个欺世大谎—中共是一个和与会其他300个政党一样的普通党派。但它并不是。一方面，中共拥有并控制着中国的全部军事机构——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武装部队被升级到国家层面，但党的领导人仍然拒绝放权。第二，党章的地位优先于中国国家宪法，宪法仅仅是党章的补充条款。第三，“维持党的权力”被定义为中国的“头号核心国家利益”，其结果是任何敢于批评中共的人都会被打成叛国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团体或机构能够拥有永久控制国家武装的权力，且其权力超越国家宪法和一切法律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共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极端腐败和残暴的集权寡头。卡尔在这场类似“世界议会”的会议上，当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面，展示了他作为中共“吹鼓手”的面貌。

卡尔未来的代价

对于卡尔，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这样式的人物了，甚至习惯到麻木了。他们自己是被蒙骗的，然后反过来嘲笑和他们一样成了傻瓜的外国人。

但是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卡尔可能会觉得，他正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与批评者公开辩论，勇敢的在中国媒体上捍卫北京这一光荣事业。实际上，在中国哪里有辩论发生？像卡尔这样的外国政要，只是在赞扬中共当局的成就，并羞辱自己的国家政府，这就是习近平的中国唯一可以听到的“外界声音”。

卡尔假定自己代表澳大利亚人民在发言，不是因为澳人允许他这么做，而是因为北京给了他一项极其特殊而罕见的特权，而多少持不同政见的澳洲人都被拒之门外。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政要在为中国人民或政府代言时要小心谨慎的原因。卡尔要么对此并不理解，要么理解但在利用这一特权。

此外，卡尔的行为贬低了澳大利亚的声誉并损害了国家利益。他的言论存在误导北京的风险，尤其在澳大利亚政府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思考方面。在中国发表演讲时，卡尔一直错误的描述了这一事件的本质属性，歪曲表达了澳大利亚人对此的观点，并错误的暗示，澳洲执政党的改变会使澳中关系回到谭宝任总理之前的状态。他一直在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8月，卡尔在香港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暗示北京可能会推迟修复澳中关系，直到下一次联邦选举时才会对堪培拉施压。这可能是北京想要听到的。但事实是，习近平政府需要明白，澳大利亚对捍卫国内事务自主权的态度，以及国际法对南海的判决，都是不可更改的了。

最后，卡尔在中国大肆宣扬澳大利亚政府打击的目标是“中国人”而非中共政府时，他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澳洲政府领导人和安全分析人员一直将此问题定义为来自中共当局的干涉，以及来自Sam Dastyari和卡尔本人这种双面间谍的干涉。

今天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与中国更密切的接触是否必然会导致原则和自尊的牺牲。对于关系的发展方向积极或乐观思考，不应是统战洗脑和被收买的结果。如果在合作中有什么需要被妥协的，澳大利亚人有权清清楚楚的明白了解。但我们不太可能一边按照卡尔所鼓吹的那一套去做，一边与中国保持尊严基础上的密切合作。

鲍勃．卡尔主持的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或许会超越中共当局早期为其定下的发展目标，他们开始客观地论述中国发生的故事，同时努力重建两国间的信任度。但从最近曝光的迹象看来，只要中共不抛弃鲍勃．卡尔作为澳大利亚的代表的角色，重建信任度恐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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