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小說家 金庸鮮為人知的「江湖」故事(圖)
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說。(CUHK新聞稿圖片)
【看中國2018年10月31日訊】(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香港著名武俠小說泰斗金庸，10月30日病逝於香港，享壽94歲。對不少人來說，只記得金庸筆下的書劍江湖，但他其實也一如筆下的人物，半生經歷漂泊流離，又在時代的安排下走上政治尖鋒，「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成就一代文人傳奇。
出身望族世家 年少漂泊流離
金庸原名查良鏞，生於1924年浙江海寧。查家書香傳世，是當地數一數二的世家望族，查家自康熙年間就有「一門七進士，叔姪五翰林」的美譽。金庸曾回憶，自己家中掛著康熙題字「澹遠堂」，對此印象深刻，也因對康熙的特別好感，後來寫進了「鹿鼎記」中。著名詩人徐志摩，是金庸舅舅之子。
金庸就讀嘉興中學時，日本侵略中國，開始了抗日戰爭，令他失去家庭依靠，隨學校遷入浙江山區，開始了第一段人生的漂泊生涯。他曾接受軍事訓練，又在西南苗人和漢人聚居之地生活兩年。寒冷的冬夜裡，苗人漢人圍著火堆唱歌、跳舞的情境，金庸用筆一一記下，總計記錄民歌1000多首，不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體現出豐富的民族文化，也記錄下這些逐漸流失的寶貴遺產。
1941年，金庸迎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他入讀了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那是當時國民黨專門培養高幹的學校。他曾回憶，當時生活刻苦，經常躺在硬梆梆的長凳上睡覺，這也成了後來小龍女睡在繩子上的橋段；此外，因為在校園中看不慣其他學生的橫行，他與訓育長產生爭辯，最後更被勒令退學，結束短暫的大學生涯，如同他筆下的令狐沖、楊過，因「膽大妄為」，而被逐出師門。
離開學校後，他到了中央圖書館任職兩年，期間閱讀了大西方文學，開啟了他將西方元素融入中國武俠小說之中的獨特角度，也令他的小說更加膾炙人口。
父親含冤被中共處決 驚醒夢中人
1949年中共建政，隨後開始「鎮反」運動，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中共定性為「黑五類之首的地主與惡豪階級」，1951年4月26日在家中被中共抓捕批鬥、並在家人面前處決，查家3600畝田地被沒收，只剩下2間老屋。
他在《金庸大傳》中，有提及父親被冤殺的情節，當時中共政府還要家人賠償槍斃父親的子彈費：1角人民幣。
金庸的繼母顧秀英無力撫養幾個子女，於是想要賣掉老屋維持生計，但隨即被中共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到公審和鬥爭，毒打三天三夜。顧秀英身上留下的傷痛折磨了她一生，最終於1989年去世。
當時的金庸，已經因任職《大公報》香港分社移居香港，而且已經是成名的武俠小說家，因此沒有受到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
但無庸置疑的是，父親的死對他影響十分深遠。他離開1949年後靠攏中共、實行「思想控制」的《大公報》，並在1959年創辦香港《明報》，任主編兼社長35年，期間發表近20000篇社評、政治評論，針對時弊、筆鋒犀利，曾被譽為「亞洲第一社評家」。從1955年開始至1972年封筆，查良鏞以金庸的筆名在17年間共撰寫了15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然後瀟灑轉身，成為知名傳媒人，「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是華人文化圈形容他一生的縮影。
從文人到傳媒人 金庸與鄧小平的恩怨情仇
1978年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承諾逐步推行國企私有化等政策，金庸與不少愛國的香港人一樣，期望看到「新中國」走向光明一面。而金庸早在《明報》創辦初期，以反「文革」、反「極左派」著稱，甚至有傳自己上了極左派的暗殺名單。鄧小平的復出，令金庸的命運也出現了戲劇性的發展。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接見了金庸，令他成為「鄧小平接見的第一個香港人」，鄧小平更主動提及其父被處決一事，後來金庸父親得到平反。1984年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共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及起草委員會相繼成立，而金庸也是草委之一。
1986年，香港民主派牽頭提出「要求普選行政長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的方案，與工商界主導的「1997年後的行政長官由一個600人選舉團選出，這選舉團還會選出四分一的立法會議員，而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直選則佔四份之一」的方案爭持不下，金庸與另一草委查濟民，拋出了一個被認為是合北京胃口的「雙查方案」，建議「立法會分三屆發展到半數直選、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委選出」，被批評「出賣民主」。
而這套方案，最終真的成為了1997年香港政制的安排，也被指令至今香港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原因。
曾有分析指出，當時香港政商界等具影響力人物，包括金庸、也包括香港傳統民主派的元老等，都對中國充滿希望，期望以軟性手法爭取香港民主和自由、而願意接受折衷的「臨時安排」，但未料中共此後態度逆轉，造就了今日的困境。
1989年6月4日北京，北京頒布戒嚴令、中共軍隊血洗天安門。金庸在電視新聞節目中灑淚，他說：「自己一直敬佩鄧小平，也支持他的路線，但看到鄧小平在電視上出現，我很震驚，看到鎮壓的情況，我很難過。這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我一定要抗議、反對。」
金庸隨即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等職務，並在後來的文字中表明自己，從此與政府「不來往」、「避而遠之」，也不會出席「慶祝回歸」的活動。
他在《明報》發表的評論，多支持港英政府、支持港人治港。他以凌厲的筆鋒，訴說自己的悲憤之情：「以自己對中共的了解，早年我在《大公報》和《新晚報》做了約十年，年青時對共產黨存希望，認為能改革中國，但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我感到失望，從開心到來，至失望離開」；1967年「六七暴動」中香港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左派暴徒燒死，金庸曾感嘆「下一個目標就是自己」。
蔡元豐回憶金庸 武俠小說中反映的政治觀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蔡元豐接受《香港01》訪問回憶，199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自己剛好負責接待金庸。
「行程第二日，金庸就喊悶，想逃離研討會，於是著蔡元豐駕車帶他到落磯山脈遊玩。當時行車速度頗快，金庸不但沒有驚慌，反幽默地指蔡元豐是『雪山飛車』。」蔡元豐回憶，金庸毫無架子，令自己印象深刻。隨後自己拿出金庸以真實姓名－－查良鏞寫作的社評《香港的前途》請他簽名。
「他有驚訝，因為從來都沒有人邀請他簽此書」，而金庸不但親筆簽下「查良鏞」三字，並即場寫下一副對聯給自己。
對蔡元豐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不僅僅是小說，還反映了他的政治觀。例如《天龍八部》中喬峰，對自己契丹人和漢人兩個身份的難捨難擇；《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在胞兄乾隆和反清大業中的矛盾等。
不少評論也認為，金庸從未忘記中共「弒父之仇」，在武俠小說中也經常「指雞罵狗」，例如用《天龍八部》中的「星宿派」是在隱喻共產黨、《笑傲江湖》中寫了極權令人腐化的過程等。
金庸小說背後的真實涵義，或許只有金庸本人才知道，不同的人都能解讀出不同的味道。不過，金庸筆下的主角，無論是郭靖、楊過、張無忌、段譽等，不是出場就是大俠，他們都經歷重重難關、才練就絕世武功。金庸的武林，有兒女情長、有萬丈豪氣、也有陰險毒辣、暗潮湧動，但唯有行走於正途之上，才能成就仁義大俠、逍遙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