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盡殺絕黑五類 永保江山萬代紅」中共大屠殺！(組圖)
文革期間的批鬥會，紅衛兵們殺氣騰騰。（網絡圖片）
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凶惡的殺人魔王，他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一大惡行。
先殺「四類分子」，隨之則殺「黑五類」全家，這就是階級鬥爭。被殺的，是階級敵人。文革期間的廣西皇帝，是毛澤東讚之為朋友的韋國清將軍，他把階級敵人擴展到「文革反韋國清的一派全體成員」，凡被俘虜者，皆活宰而烹為佳餚下酒大慶。如此的階級鬥爭，確實已經使人性變為獸性。
文革期間殺人的場面。（網絡圖片）
紅衛兵崛起後，就將青少年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所謂「紅五類」，是指出身於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子女。而「黑五類」，是指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以及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家庭的子女。不屬於這兩類的則稱為「紅外圍」，顧名思義是紅衛兵的外圍組織，是紅五類團結的對象和助手。
北京的紅衛兵來到武漢煽風點火、搞大串聯。他們把北京極左的經驗帶來了武漢。當時，他們帶來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對聯，明目張膽地鼓吹「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黑五類的子女被稱為狗崽子，誰家是黑五類，誰家就該抄家。
有一天，長江工大宿舍區貼出了「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這幅不堪入目的對聯，橫批是「鬼見愁」，污蔑我們學校招收了許多出身不好的學生。北京和外校的紅衛兵煞有介事地控訴舊教育制度如何包庇黑五類子女，把紅五類子女排斥在大學校門之外，場上除了謾罵、口號以外，毫無道理可言。在這昏天黑地的年代，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都會感到大難臨頭，好像烏雲籠罩了天空，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盛平章同學膽子比較大，寫了一幅這樣的對聯回敬北京的紅衛兵：「妖風大有我們除，王八多靠我們抓」，橫批為「你們放心」。
在文革「紅色恐怖」的風潮中，最能觸動人們靈魂，最能給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心靈產生恐懼、留下烙痕的理論，恐怕就是「血統論」了。它像一架無情的階級鬥爭的分揀機器，在每一個人的臉盤上刺上了階級身份的印記。在那個講究階級鬥爭的年代裡，早已畸形的家庭出身問題，又變本加厲地被抬了出來，說成是頭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革命或不革命的標準。那時候，在辯論會上發言，要先報出自己的出身；去醫院看病，要填寫家庭出身；到旅館住宿，也要登記自己是什麼出身，真是「出身壓死人」。
此時，不少紅五類青少年紛紛穿上綠軍裝，腰間繫一條用來打黑五類子女的軍用皮帶，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們在武漢街頭、學校校園高唱著宣揚血統論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九月，造反派在武漢火車站的高音喇叭裡廣播：「我們這裡不歡迎黑五類狗崽子！」在車站、碼頭，時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農村去的黑五類分子。
長江工大的朱增同學，文革之初，先後碰到兩件倒霉的事：一件是她串聯到湖南大學，紅衛兵要她說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實的朱增只能如實相告，後來被紅衛兵押回武漢。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飯，她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個來校串聯的紅衛兵發現，該紅衛兵逼著朱增把地上的肉撿起來，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狽。後來食堂一位女師傅出來圓場說：「地上撿起來的肉，不衛生，我來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頓熱一下，再由朱增同學吃掉。」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系統的幹警：「好人打壞人活該」、「警察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也就是說，紅衛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類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該，公安部門對這樣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當時，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傳來，使我們驚惶失措、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畫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凡是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都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凶惡的殺人魔王，他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一大惡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成為威震中華大地的《紐倫堡法令》，它將革命政權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兵、特務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中央規定，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一年後，大興血案又在湖南、廣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講述了發生在湖南大地上，集體殺戮黑五類分子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聽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一樣。二十多年後，一些當事人和知情者也向公眾揭露了這場極其殘酷的反人類惡行的真相。
湖南省道縣原縣委副書記熊丙恩，在一月奪權風暴後不久，表態支持「紅聯」，被「紅聯」捧為革命領導幹部，成為集道縣黨政大權為一人的第一把手。這位熊大人認為：參加對立的一派「湘江風雷」的人，都是地富反壞右及其代理人，他們要推翻我們的紅色政權。
他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丙恩在縣委新樓召集各地區「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頭頭開會說：「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於是在一場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道縣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開來。湖南省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畫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著「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從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號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四千多人，被迫自殺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慘不忍睹。大殺戮涉及全縣三十六個公社、二千七百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遍及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整個零陵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大殺戮的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著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佔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看到這些信息和數字，任何一個善良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其濫殺無辜的瘋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見，超過了當年的希特勒。
黑五類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是中國民眾中最弱勢的一類群體。他們既無罪、又無錯。他們只求有口飯吃，從來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總是夾著尾巴、小心翼翼、規規矩矩、苟且偷生地生存著。但是，他們總是成為每次政治運動中的替罪羊和被絞殺的對象，殺戮這群無辜的人，天理難容，罪不可恕，必將受到上帝的懲罰。殺人是極大的罪惡，動用國家武裝力量殺人是極大的國家罪惡。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的《中學生文革報》刊登了遇羅克的一篇長文「出身論」，它深深打動了我的心，說出了我的心裏話，也說出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篇文章立論嚴謹，事實充分，語言辛辣，它第一次大膽地對毛澤東的「血統論」提出了挑戰；文章尖銳地指出，「反動血統論如此猖獗，這是社會主義時期一個奇怪的現象。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敢於站出來，大膽的抗議、強烈的控訴，實在是時代的恥辱。」
「出身論」的論點是：一個人的社會影響遠遠大於家庭影響，況且家庭影響的好壞，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轉移。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看一個人的好壞，看他的表現就可以了，無須再看他的出身。長期以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成為天生的「罪人」；平等是人類尊嚴的象徵，不管出身好與不好，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文章敢於衝破人們的思想禁錮，批判了長期存在的一種極左思想。「出身論」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出現的第一份人權宣言。由於「出身論」喊出了弱者的心聲，中華大地廣為轉載，真是家喻戶曉。
不幸的是，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大員戚本禹宣布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三年後，這位青年思想家因批判「血統論」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受處決。這位思想解放的先驅、捍衛真理的勇士，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輝，將永遠閃耀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