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奴才」的需求與供給

剪報資料內殘留著一篇2003年4月28日《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內容是貪官張二江在任時曾有一部「專著」問世,書名標題《下級學》。張二江是10餘年前名揚四海的五毒巨貪,當然與現今巨貪早已無法同日而語。五毒是指吹、賣(官)、嫖、賭、貪。據雲二江此書公然讚許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紹並宣揚官場種種交易技術,專門傳授下級如何在不同場合對不同人作不同應酬,下級如何拍馬,如何吹捧迎合上級以換取未來的權力。當然,張二江及其《下級學》遭到文章作者的抨擊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據說某權威媒體又將此書斥之為《奴才學》。

將《下級學》稱為《奴才學》,更顯一目瞭然。雖然在現實中「下級」並不全部等於奴才,但奴才來自「下級」卻是不爭的事實。由此也表明大批今日之貪官,正是昨日之奴才。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現代奴才與舊時代的奴才雖系一脈相承,但形式卻能與時俱進。現代奴才能駕小車、懂洋文,玩電腦與手機也是高手;現代奴才既可以是張二江一類的各級官員,也可能是知識份子或學校的教師,當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車販漿之流;相反,一個家庭保姆、一個機構或一個小區的守門人卻可能不是奴才。即便舊時代的奴隸也不見得就是奴才,因為面對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隸也許會「裝聾作啞」,有時還「又懶又笨」,甚至能「寧死不屈」。《紅樓夢》裡的晴雯,雖身為下賤,但絕不是奴才。

有趣的是,至少約在改革開放以來,坊間還流傳著另一本「奇書」,標題為《厚黑學》。那是指導奴才成為主子後如何在官場博弈的「學問」,其基本要義是當官最講究臉皮要厚、心要黑。《下級學》與《厚黑學》並列甚稱「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當奴才,後者探討怎樣做主子,相互間存在著承上啟下的內在邏輯聯繫。《厚黑學》成書在腐朽的大清王朝,當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級學》竟問世於21世紀初,這就有點耐人尋味了。《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還指出:張二江既心甘情願地充當某些「上級」的奴才,又把自己當成其下屬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幹過。在我看來如此對張二江的概括評價,不僅恰如其分,甚至有畫龍點睛之妙。不過這其中似乎還存在兩個對偶問題被淡化處理了:(1)張二江在心甘情願地充當「上級」奴才的時候,是否可以說那「上級」正是張二江的「主子」呢?(2)二江在將自己當成下屬的「主子」時,又是否即意味著其下屬又是二江的奴才呢?當初二江同志的上下級領導同志們切勿誤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絕無與領導同志們開玩笑的雅興。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從一般常識出發作推論而已。通常只要不出意外,今日之奴才成為明日主子的概率極大,而奴才一旦當上主子,往往比主子更像主子。其原因就在於如張二江這類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級」的主子依然是奴才,也必將使主子在權力的專斷濫用與尋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無恐。大凡在「下級」面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級」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醜態百出的奴才。如此看來所謂「奴才思想」還需二江同志「公然鼓吹宣揚」嗎?

我的剪報資料中,還有一份同樣是10餘年前的報導,內容系河南省盧氏縣由奴才與主子合演的一出鬧劇。事情是這樣的:縣委書記杜保干的繼父去世,縣裡各鄉鎮、局委領導全來奔喪。表現最搶眼的竟是範某、張某、薛某三位鄉鎮黨委書記。他們備好孝袍、孝帽,一下車即披孝帶帽直奔靈堂號啕大哭,捶胸頓足如喪考妣。下葬那天,三位鄉鎮書記再度亮相。首先是範書記某撥開眾人扑在靈前,一口一聲「親爹」地嚎啕,任人怎麼拉也不起來。直到縣委杜書記走來朝範的屁股上踢一腳,說:「我知道了,起來吧!」堂堂鄉書記才擦著眼淚鼻涕從地上爬起來。緊接其後的另一鄉書記張某急了,也猛跨一步「撲通」跪倒,也是一口一聲地哭起「親爹」,依然是誰來勸都無效,最後還是縣委書記親自走過來朝張的屁股上踢一腳,說:「起來吧,我知道了」,張書記才意猶未盡地收淚止哭。眼看此形勢急壞了一旁的第三位鄉書記薛某,唯有責怪自己反應遲鈍。按當地風俗下葬時還應有孝子打幡、捧盆,杜書記正為一時未找到瓦盆而說了一句「美中不足」,話未落音這位薛書記迅即大步跨到杜書記面前,前腿弓後退蹬地從懷裡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書記,盆——在——這——裡——!」……

難道說,三位鄉鎮黨委書記們是因為學了《下級學》,才懂得捕捉如此獻媚爭寵的機會嗎?恐怕未必!也許這幾個奴才倒確實需要認真學習鑽研《下級學》,因為他們拍馬溜須的嘴臉太露骨、太公開化、太無所顧忌,他們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過,也可能他們是太迫不及待了。

說實在的,我無意從倫理的角度譴責這些現代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利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制度下權力無約束的產物,在中國也是一種源遠流長的一種文化現象。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權和人身依附關係之上的一種傳統。說得規範點,是臣民型制度文化;說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制度文化。自古以來人們常將多磕頭少說話視為老成世故,這並非沒有道理。李蓮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監面前卻是主子;一個太監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時代,必然會有對太監的需求,對太監的需求和供給,絕對是與皇權統治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同理,凡有獨斷專權的主子,也必有對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過人之處就在於面對重權在握的「上級」,能不露痕跡而又效率極高地阿諛逢迎,以至輕鬆放棄自己的尊嚴與人格。

這種放棄是一種交易,也是一種投資。因為這種放棄有利於降低奴才在仕途進程中的全部交易成本,從而獲得自己在遠期所需的權力和收益最大化。作為一種赤裸裸的交易,其中暗含的條件是:(1)交易必須能使「上級」和「下級」雙方都帶來預期收益;(2)「下級」有足夠的信心,預期「上級」對自己許諾的履行。「下級」一旦發現「上級」沒有誠信履行自己的許諾,則「下級」供給奴才的激勵機制便會消散。所以一般情況下「上級」不會違約,原因是誠信與履行的結果是上下級的雙贏。沒有這樣的誠信與履行,也就是沒有對奴才的供給。張維迎教授是將誠信引入自己研究視野的經濟學家,他贊同福山對中國社會所作出的信任缺乏的結論。但在奴才與主子之間的交易中,絕大多數的主子卻能保持較高程度的誠信,這樣一種現狀不知是否已引起學者們的注意。

奴才與主子之間又存在著博弈關係,「上級」大權獨攬的策略選擇會直接影響到「下級」逢迎拍馬的策略選擇,所以只有在上下級之間選擇的相互作用下,才會產生奴才。在一個組織或地方政府機構裡,如果「上級」選擇的是真民主制度,則「下級」絕不會出售自己的尊嚴與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交易對象,而且當他觀察到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權力受到監督與約束,自然也就不會產生交易動機了;相反如果「上級」選擇的是假民主真集權制度,凡決策權乃至話語權都按權力的級別高低來分配,則「下級」可以有兩種不同的選擇或策略,一是面對權力壟斷的主子爭相獻媚取悅、阿諛逢迎、卑躬屈膝當奴才成為優勢策略,目的在於換取遠期的權力與收益最大。中國民間諺云「大丈夫能伸能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這種阿Q式奴才哲學的認可;另一種是堅持人格獨立、精神自由、不願當奴才,雖有時可能在重壓之下迫不得已放棄一部分自由與權利,但絕不出售自己的尊嚴與人格。這兩種不同策略選擇帶來不同收益,前者收益豐滿,其結果正是所謂春風得意、心想事成,不僅能陞官晉級、權力有加,貨幣收益也大於他人;後者則收益為負值,表現為辦事處處不順,交易費用不斷上升,該晉升時也不能晉升,不僅主子看了心中不悅,就連主子身旁的奴才也看不慣這種愚蠢的傲氣。兩種不同的策略選擇使奴才的供應不會過剩,也使對奴才的需求不會過度,從而形成一種能自發調節的供求均衡。

奴才不僅是上下級博弈的必然,又是環境選擇的結果,在一個假民主真集權的環境裡,環境會自然選擇奴才,同時淘汰那些不願出售尊嚴的人格獨立者,從而在人的世界裡形成類似「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這樣認為:大凡奴才成群的地方政府機構或組織裡,肯定有一個凌駕於眾人頭上的主子,那裡所奉行的也必然是缺乏民主與自由的專制主義制度。一個社會或一個經濟組織內,當奴才佔據一定比例時,不僅導致講真話的人難以生存,對社會進步也是一種巨大的阻礙。

張二江的落馬與《奴才學》遭批判,已是10餘年前的往事了,但《奴才學》的精神卻強大到無法摧毀的程度,以致於一個張二江落馬,千萬個李二江、王二江不斷崛起,這正應了唐詩上的名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網上可查見,張二江已於2010年刑滿出獄,見到的人對二江所作評價是:「一身朝氣」。不過,今天的二江們與10餘年前的張二江相比,在貪腐的數額或程度上,早已不在同一等級。這是否表明,《奴才學》廣泛的社會需求,已毋須藉助文字載體的《奴才學》的傳播。因為人們僅靠心領神會,便早已將《奴才學》的精神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極高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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