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每一個人的命運轉折點(圖)
文革期間，政治學習過新年（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5月18日訊】文革開始時，我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經歷了當地的文革運動；文革中期，我參軍到了總後第三軍醫大學，經歷了軍隊中的文革時期。把我記憶中印象較深的事情寫下來，和大家一起反思。
初中生中的文革受難者
文革是一場人人遭難的浩劫，不僅老師不幸，學生也不幸。許多文章都講述到老師的悲慘遭遇，較少說道學生的遭遇。我這裡回憶兩件學生同樣受害的事情。
(1)一個初二男生的猝死
文革開始時我正在讀初中二年級。我們學校是由清末狀元張謇等議創開辦的，文革前是全省重點中學，1980年代後是全國重點中學之一。我們中學的學生，家庭出身多是兩頭"尖"：或者是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等，或者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弟。文革開始後，不同家庭成份的學生心理狀態也不同。
1966年6月起，校園裡陸續流傳北京的各種消息，空氣中飄蕩著騷動不安的氣息。終於有一天，高三學生貼出了這個城市的第一張大字報，革命開始了!接著學校由全天上課轉入半天上課半天搞運動，再接著就停課鬧革命。"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對文革充滿了興奮感，狂熱而虔誠地讀社論、貼大字報、批鬥老師，把這看做是神聖的革命行動，並用此來評價衡量自己的同學立場是否堅定、政治是否正確，而這給了當時"黑五類"出身的同學極大的政治壓力，"黑五類"出身的同學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紅五類學生的臉色，不敢有稍許的言行不馴。為了掙政治表現，這些學生被挾裹進運動。他們被要求積極參加控訴資反(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必須寫大字報，必須堅決批鬥老師。這對性格開朗外向的同學來說還能應付，但對性格內向沉悶的同學就很是煎熬。
一天下午，我們初二年級各班都在開批鬥會。突然，隔壁教室搬騰桌椅一陣大亂，有人大叫"快去叫人啊!""快去校醫室啊!"我們班學生呼啦一下衝進隔壁，只見一男生像一灘軟面蜷在單人課桌下的空檔裡，他的同學正使勁往外拽他。校醫趕來了，再一會兒，醫院救護車來了。他班裡同學說，他正在發言批判吳晗鄧拓"三家村"，說著說著沒了聲音，接著人就癱下去，滑到了課桌下面。第二天早上，校長辦公室裡哭聲陣陣，這學生的家人到學校來報喪，說他死了。死了?!我們極為驚懼愕然，昨天還鮮活的一個人，怎麼突然就沒了?
後來聽他們班同學說，這男生好像出身黑五類，成績很好，但一向膽小怕事，從不敢說不。他家人哭著告訴我們，自從班級佈置他發言批判，他就連著幾天睡不好覺，不知如何是好。為了寫發言稿，頭天晚上寫了撕、撕了寫，幾乎一夜沒睡。那天中午到家吃不下飯，又回到學校。有同學想起開會前他曾說自己不舒服，嚅嚅地央求別發言了，但沒被同意。結果，居然是他死了。
這男生的死很快被淹沒在校園的"革命"浪潮裡，沒有誰再提起他來，大字報鋪天蓋地，揪鬥老師游校遊街日甚一日……
(2)如果不是我，也許那男生還不會被打得更慘
1967年夏天，全國各地都捲入了派別武鬥，我們當地的武鬥一樣血腥。一派佔據了城裡，另一派退守到城郊。我們學校後門即是護城河，河上有一座橋，連通著市區和郊區的路。佔據城裡的一派將我們學校的後門修成了碉堡，日夜監視著橋和路。而退守郊區的這派則隔河佈陣，伺機奪回城區。有一天夜裡槍聲大作，雙方大打起來，後來聽說那天晚上死了人。最後是城外的攻進了城裡，我們中學就成了俘虜營，教室裡關著城裡那派我們學校守碉堡的學生。
第二天上午，我隨著城外這派大隊人馬去了學校。為什麼去，已經記不得了，但後來發生的事50多年來一直在咬噬我的內心，只要一回想起來，我就非常非常愧悔。那天我路過一間教室，戰勝者們正在教室裡圍打一個男生，男生哭叫著央求著，無處躲避。我趕緊進去勸攔，但沒用。於是，我想到了去找戰勝者隊伍的頭，他曾經作為工宣隊隊員進駐過我們學校。我在校園裡碰見了他，連想都沒想，迎上去急急地對他說："你快去看看吧，他們在打人，快別讓他們打了。""打人?""是，打轟派學生。"(當時我們那裡分成對立的兩派：擁派和轟派。)"走，看看去。"我以為他要去制止毆打，轉身加快腳步領著他去那間教室。沒想到，這頭一進了教室就大聲咆哮起來："打!給我狠狠地打!打斷他的腿!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和我們打!"我從來沒見過那樣猙獰的一張臉，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都被他的咆哮擰歪了。"嗡"的一聲我像當頭挨了一棒，扭頭倉皇逃出教室，眼淚嘩嘩漫流滿面，身後傳來那男生撕心裂肺的慘叫。此後我一直不敢問、也沒處去問那男生後來怎麼樣了……。幾十年過去了，我連向他說聲"對不起"都沒能做到，因為我不知道他是誰、他長什麼樣，只知道他似乎是初三年級的學生。
在軍隊經歷文革的幾件事
1969年底，我參軍了。接著是在部隊經歷了文革中後來發生的事情。
(1)"九.一三"給我帶來的思想地震
9.13給中共黨內不同幹部的孩子帶來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幾十年後回頭看，才意識到9.13甚至影響到了我人生之路的選擇。
文革時，是邱會作當解放軍總後勤部長，三個軍醫大學換移駐地，我們第三軍醫大學從重慶調到上海。相對而言，上海的生活條件和環境最好，於是1971年春軍醫大學恢復招生後，不少軍內高級將領的孩子都到我們醫大上學，其中有一些人的爹媽是所謂上了林彪"賊船"的人。9.13前，這些人儼然是"驕傲的公主"、"高貴的王子"，在學校很招搖。9.13後，爹媽上了"林彪賊船"的幾個學員突然被上面一個命令集中起來，接著神秘地消失了。
那時我在軍醫大學附屬醫院政治處工作，比別人聽到的自然更多。9.13事件逐級傳達後，我明白他們"被處理"了。他們本來和我八竿子都打不著，但作為同是軍隊幹部的孩子，他們的命運在一夜之間徹底顛翻，給我帶來的思想震驚不亞於八級地震。電影"集結號"放映後流行一句話"組織靠不住"，而那時我突然感到"爹媽靠不住"。如果爹媽一攤上事，孩子跟著就遭殃。"爹媽倒臺了，孩子能靠什麼活?"這個問題不斷地纏繞著我。自此以後，"政治太殘酷，權勢不可靠，靠本事活"成為我的基本信念之一。這個信念改變了我的選擇，改變了我後來的生活道路。
(2)兩次全軍一級戰備
我在軍隊的10個年頭，經歷了9.13，經歷了兩次一級戰備。兩次一級戰備與林彪、毛澤東直接相關。
1971年，我在軍醫大學文藝宣傳隊，我們經常與地方群眾、友軍單位聯歡演出。當時空四軍軍部離我們軍醫大學校部很近，那年夏天，我們在空四軍軍部大禮堂聯歡演出。禮堂內的四周牆上高挂標語："誓死與空四軍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9.13以後，南京軍區工作組進駐軍醫大學，軍醫大學師以上幹部全被集中到上海財經大學隔離審查。據說我們那次聯歡演出被定性為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勾結;牆上的標語被認定是反動標語。
9.13期間，在南京軍區工作組還沒有進駐前的一天，突然全院緊急集合，領導宣布我們從現在起進入一級戰備，所有人按照戰時要求打好背包，把多餘衣物統一跤到軍需倉庫保管，個人信息資料2小時內全部銷毀，全體人員隨時待命。
上交衣物簡單，難在銷毀個人信息資料。按規定所有的個人照片、家信、日記本、筆記本、通訊本統統都銷毀，等於要把自己從一切社會關係中抹去，只剩下一個符號：戰士XXX。照片，燒!信件，燒!日記，燒!工作筆記，燒!通訊本?猶豫了。一旦燒了，同學、家人、朋友，我都還能聯繫上，而唯有一位老外婆，就怕聯繫不上了。掂著通訊本，我猶豫不決。
9.13前的2個多月，我一場重病，住進了病房。我的病友是一位17歲姑娘，她外婆每天來陪護她。外婆也很心疼我，在照顧外孫女的同時把照應我吃喝拉撒的事全都包下了。姑娘出院時我要了外婆家的地址，想請到假就去看他們。倘若燒了通訊本，以後去哪裡找她們呢?可是軍令如山倒，容不得我違命，我只好把外婆家地址匆匆默記在心裏。
解除一級戰備的第一個休息日，我請假去上海外灘十六鋪尋找那條弄堂，但沒能打聽到。此後又去找了兩次，都是失望而回。一定是我記憶出錯了!幾十年來外婆的笑臉刻在腦海中，同時刻上了我深深的自責。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公告前的幾個小時，中央下達了全軍一級戰備的命令。那天下午2點突然下達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到位(即到達自己的工作崗位)，隨時待命;立即通知所有外出、探親人員迅速歸隊。與9.13期間的一級戰備不同，那次並沒有要求我們銷毀全部個人信息。戰備動員時，領導說要嚴防北邊蘇修帝國主義乘全中國人民深深悲痛時搞軍事突襲。那時我在醫院政治處工作，要匯總各單位執行戰備命令情況並向上報告。我的印象中，我們醫院所有外出探親人員全部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部隊，無一人拖延。
(3)鄧小平與人頭、豬頭
1975年鄧小平二次出山，他一出來工作就搞三項整頓，努力恢復院校、企業、科研單位的正常秩序。重慶當時是國家備戰計畫中的三線，許多軍工企業都在60年代初從沿海大中城市撤到這裡的大山溝裡。隨企業內遷的有數萬名職工及其家屬，極大地加劇了重慶生活消費品供給的負擔，居民肉食品的計畫供應嚴重短缺，這甚至影響到企業的人心穩定和生產積極性。於是，鄧小平指示四川(重慶當時隸屬四川)農民要多養豬，同時從外省調一批生豬進川，以改善職工生活安定人心。這指示隨即見效，重慶三線軍工企業職工歡欣鼓舞。但好景不長，1976年初重慶物質供應極度困難，人們生活極為拮据，群眾不滿情緒不斷醞積。那幾個月裡周恩來逝世，人們極為悲痛，鄧小平再遭批判打倒，群眾極為憤怒。當時批鄧的人在重慶城裡刷大標語："打倒鄧小平"，不遠處另一幅標語針鋒相對："鄧小平上臺，千萬個豬頭落地，鄧小平下臺，千萬個人頭落地!"
(4)我們醫院反動技術權威的文革處境
軍醫大學是軍隊知識份子的集結地，他們大多是醫學研究的技術權威，在文革中也遭到各種批鬥，處境很是困難。我到醫大附屬醫院工作不久，有一次參加全院人員集體勞動，我們許多人在一起邊幹活邊說笑，很是熱鬧，只有一個很瘦小的老頭，孤零零地一個人在一角幹活，沒有人搭理他。我們休息、喝水，他也不走近，一整天一聲不響。他是誰?我一打聽才知道，他是反動軍人、反動技術權威"雙料貨"。這個老頭是原國民黨少將，原國民黨中央陸軍醫院的院長。國民黨從重慶潰敗時他沒有走，向解放軍投誠了。解放軍成立第三軍醫大學後，他作為醫學專家，隨國民黨中央陸軍醫院一起被編進了三醫大附屬醫院。我參軍已是1969年底，文革初期的急風暴雨式的大批鬥已經過去，一些反動醫學權威邊恢復工作邊接受群眾監督，一些反動權威沒能回到業務崗位，繼續做懲罰性的勞動。想來這個小老頭是屬於後者，他被罰去每天打掃醫院廁所，一直到我離開部隊時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恢復正常待遇。
我們醫院還有一個反動技術權威，是泌尿科專家，姓蔣，待人非常和善。經過文革前期的大批判，他被半解放，即一邊干業務一邊接受群眾監督批判。在工作中，一些革命群眾故意整治他們，讓他們的處境極為難過。一天院長在全院大會上憤怒大吼："手術室護士在反動權威給病人縫合刀口時，故意拿縫合表層皮膚的線，而不給縫合內臟的羊腸線，結果這反動權威既不敢說護士也不敢縫合，就讓開刀病人敞著刀口躺在手術台上!你們這是整誰呢?!是整反動權威嗎?那病人不是勞動人民嗎?!你們是在迫害勞動人民!院裡宣布給這護士嚴重警告，今後誰敢在醫療上難為反動權威，我就直接處分了他!"最近我的戰友告訴我，院長說的這個"反動權威"就是蔣醫生。好在我們院長很正直，儘可能地保護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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