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十餘所中國頂尖大學被中共滅絕(圖)

——名盛一時的輔仁大學等教會大學就這樣消逝了

2018-03-27 09:59 作者:周昂 桌面版 简体 0
    小字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網路圖片)

52年,在這場對中國當代教育影響深遠的「院系調整」運動中,由天主教人士創辦的北京輔仁大學被並入北京師範大學,原校名撤銷,迄今已整整一個甲子。這一年與輔仁一同消失於這一年的「教會大學」,還有著名的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等十餘所學校。在20世紀前半葉,這些讓人如雷貫耳的校名,曾經代表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尖水平。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按照蘇聯模式教育體系,對全國舊有高等學校的院系進行全盤調整,清華從此由一所綜合性大學變為單純的工科大學,北大自此脫胎換骨,秉承了民間辦學的私立大學自此成為絕響,在近現代教育史上曾經名盛一時的教會大學自此也銷聲匿跡。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

這場教育體制改革,涉及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稱「院系調整」。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發端。

在這場對中國當代教育影響深遠的「院系調整」運動中,由天主教人士創辦的北京輔仁大學被並入北京師範大學,原校名撤銷,迄今已整整一個甲子。

這一年與輔仁一同消失於這一年的「教會大學」,還有著名的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等十餘所學校。在20世紀前半葉,這些讓人如雷貫耳的校名,曾經代表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尖水平。

無解的問題

1948年秋,北平學生石椿年報考了輔仁大學經濟系,他記得,面試環節中,經濟系主任趙錫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題,然後特別問起了他對校園中學生遊行活動的態度。

國共戰事正酣,政治鬥爭的痕跡亦出現在輔仁大學的校園裡,這令每個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羅馬天主教廷駐輔仁大學代表芮歌尼來到了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拜訪了其主要負責人周揚。此時大半個中國已經解放,芮歌尼試圖從周揚口中探聽一下,即將建立的新政權對於輔仁這所教會大學的態度,從當時留下的文字記錄看,這位美國人的口吻可謂客氣而謹慎。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對私立大學的處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揚答:「一般地說,外國人在中國開辦學校,這件事實本身就損害了中國的教育主權。」

在這段具有「定調」色彩的答覆中,周揚提出了一個所有教會學校都面臨的敏感問題。

輔仁大學發端於1912年,當年9月,中國天主教兩大領袖--馬相伯、英斂之聯袂上書羅馬教皇,請求教廷派人來華,創辦一所大學。1921年12月,教皇正式發出在華舉辦大學的諭令,並且全權委託美國「本篤會」負責。依教廷和「本篤會」的本意,他們自然希望這所學校能成為傳播天主教的陣地。但事與願違,「五四」之後的1920年代,隨著民族主義高漲,不論北洋政府頒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還是後來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學校規程》,都特別強調,教會學校須由中國人管理,並不得以宣傳宗教為目的。

對於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牴觸,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階、習俗、儀式方面都更加嚴格的天主教會,此時卻展現出了十分圓融的姿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創辦初期,輔仁講授的課程包括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數學等,宗教內容僅在哲學系課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訴《中國週刊》記者,當年學生與神父之間可謂「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學幾年下來,連那些穿黑袍的外國人是誰都不認得。

因此,不論是北洋時代,還是國民政府時期,輔仁大學都憑藉著其積極的「本土化」,與執政者保持了較為良好的互動。

不過,當新時代來臨,過去的經驗已無法提供現成的答案。

6月30日,芮歌尼對周揚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宗教學說作為學術研究能否視為選修課程?」

周揚的答覆是:「宗教學說作為學術研究當作選課是可以開的,但必須保證學生真正自願選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強。」

芮歌尼追問:「關於唯物史觀一類的學說是否也當作選課?」

周揚說:「社會科學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應當列為大學必修課。」

政治的影子

在相當久的一段時間裏,輔仁大學是以一副「閉門讀書」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於京城的順口溜是:「輔仁是個和尚廟,六根不靜莫報名。」暗指其學風之嚴謹。

1930年4月,輔仁大學教務長劉半農對學生講話時,曾提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個考生來投考他主講的國文系一年級,因為該生「程度太差」,劉半農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級去了。這位學生很不服氣,走了。幾天後,當劉半農經過某大學門前,看見校門上的榜單,這位學生竟然列本科國文系第一名。可見,「本校以前招生程度,並不算很低。」

「嚴進嚴出」是輔仁大學的一大特色。過去,各大學沒有統考試題,都是自主招生,輔仁大學除了基本的筆試之外,還要舉行面試,確定考生的確具備一定的學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們進入輔大的過程都如履薄冰。

根據輔大教務處規定,一年有四次嚴格的考試,隨堂小考更是不計其數。課堂風紀也抓得極嚴,石椿年上高中時,來輔大旁聽課程,曾親眼見到一個高個子的中國人「查堂」,沒來聽課的學生均被記錄在案。他認為,「這裡是個讀書的地方」。

儘管教學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確可以提供真正的學問。輔大自建校以來,始終竭力設法聘請海內外知名學者前來任教。瀋兼士、劉半農、薩本鐵、范文瀾、啟功等聲譽卓著的學者都曾在這所學校留下蹤影。

在這種環境下走出的學生,日後大都成為了在社會各領域有突出貢獻的人。他們當中包括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揮家李德倫,文物大師朱家溍等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首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專門對「閉門讀書」的教育予以批判:「決不能重蹈過去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覆轍,忽視人民和國家的需要。」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教育部明確提出了要在全國範圍內、有計畫統一地進行院系調整。馬敘倫強調:「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

為此,北平解放之後,學校已經開始對專業和課程設置進行局部調整。《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等政治思想課首當其衝,成為各系必修課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課程,則被視為「培養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學校又規定,當年的畢業生「凡未修《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應根據實際情況補修補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輔仁大學入學試題」,還特別增加了「政治常識試題」部分。一共二十道簡答,題目包括「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什麼?」「什麼階級可以革命?哪個階級領導革命?」等等。

石椿年覺得,這個時候「輔仁讀書的精神已經沒有了,師生也不注重研究學問了」。

接管輔仁

1950年7月,羅馬天主教會駐校代表芮歌尼致信陳垣,提出來年教會撥給的經費將按月份付,一年14.4萬美元,並且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一個新的董事會將要由教會選任;第二,教會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同時提出解聘五名教師的要求。這也意味著,教會與學校的矛盾,終於被擺到了台面上。

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後,教會越來越體會到眾矢之的的滋味。解放軍入城後不到一個月,由中共學校黨組織領導的教員會,便向校長陳垣和教會代表芮歌尼明確提出,「今後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須符合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精神」。

教會對此做出了讓步,除了在人事上減少教士比例,還相繼取消了《公教學》、《公教史》等幾門課程。如前所述,芮歌尼還曾專門與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進行了溝通。

隨著學校政治活動越來越多,教會顯然已經失去了信心。導致矛盾爆發的導火索是五名教員的解聘問題,據芮歌尼方面的說法,這五人都是從事「極端反教會」行為的人。

然而,就在這封信發出的同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國際形勢的驟然緊張,也導致了中國加快了清除英美文化的步子。按照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的說法,現在就是要「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芮歌尼與校方的正面衝突,可謂撞到了槍口上。

收到來信後,陳垣和校務委員會直接請示教育部,隨即對芮歌尼的要求予以駁回。

7月27日,芮歌尼又一次致信陳垣,表示可以放棄人事聘任否決權,但依舊堅持解聘五名教員。「我相信我敬愛的校長有權答應這些條件,並我希望為學校的利益,您可以盡早使用這個權力」,但再次遭到拒絕。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本年8月1日起,教會對輔仁大學之補助經費即告斷絕。」

在這起風波中,陳垣的態度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事實上,陳垣與教會在過去很長的歲月中,保持了比較良好的關係。1933年,美德兩國的聖言會接替美國本篤會,掌管了輔仁大學的事務,憑著德國人的出面,在抗戰期間,未遷校的輔大不但可以不懸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本課本,還吸納了不少無處可去的知名學者執教,聲勢大漲,這不能不說是陳垣與教會合作的一段黃金時期。

就在1949年北平解放時,陳垣對於教會的態度還算相當客氣。當時,由於教會人事逐步退出校務,學校組織了一個臨時校政會議暫時管理。據陳垣本人後來講,有一次開會時,出席的除學校行政負責人,教、職、學工代表外,還有教會代表芮歌尼和一個修女。按照教會的規矩,修女出門必須兩人一起,芮歌尼又帶了一個翻譯,則教會代表本應出席兩人,實際出席四人。有人對此提出意見,陳垣認為這是故意挑撥矛盾,拂袖而去。回家以後,他甚至寫了一封信,向校政會辭職。

另據輔仁校友李世瑜說,那時的陳垣對於教會與學校之間的關係憂心忡忡,他本人曾親眼看見陳垣上午很早起來到教堂看彌撒,晚上看降福,還專程去找神父談話。

同時,陳垣也找來了《西行漫記》、《新民主主義論》等書看,他在當時的書信中表示,「余今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

一方面是時代交替中的一種圓融姿態,另一方面,在與新政權的接觸中自覺、真誠地服膺於新的思想,從此,人們可以看到陳垣在1949年後幾乎每逢重大事件都會在黨報上有所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1950年教會與校方的衝突中,陳垣代表的也不是自己一個人的意見。

1950年10月10日,為徹底解決輔仁大學問題,教育部經政務院批准,宣布將輔仁大學收回自辦,並任命陳垣為校長。以此為契機,我國接收外資津貼學校的序幕也就此拉開,到當年年底,全國接辦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達20所。

西方思想也被逐步肅清,石椿年所在的經濟系不再教授西方經濟學的課程,轉而講《資本論》。「原來的教材廢了,也沒有新的,有的老師就自己編點、印點講義,就對付了。」1951年,經濟系全體同學赴廣西下鄉,參加土改,學業自此中斷。

石椿年說,自己「沒有完完整整地學一本書」。

輔仁的消逝

1952年,在醞釀成熟後,院系調整正式被提上了日程。3月,北京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的計畫,經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5月,北京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院系調整小組正式建立。

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忠誠老實學習運動」,二者集中力量,在師生中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顯然,這兩個運動,為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

期間,陳垣在《光明日報》上做了長篇的自我檢討,他表示自己出於「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裡做著太上皇」,這種全面的自我否定,被《人民日報》稱讚為「誠懇老實,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檢討較深刻」。

《人民日報》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輔仁大學一些教職員工的「思想問題」,例如,「教育系主任歐陽湘,講教師的修養以‘儀容、聲音、情緒、品格、學識’為五大標準。講中學教育方針時,竟講了美國的和蔣匪的而不講人民政府的中學教育方針。」

「有的教師則在‘純技術’、‘超政治’的牌子下面,販賣資產階級的貨色。如經濟系主任趙錫禹,通過‘企業管理’這門課程,毫無批判地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私營企業管理方法教給學生。中文系教授葉蒼芩以頹廢感傷的文學,去‘教育’學生,使一些學生受了很壞的影響。」

經歷了幾次思想「洗澡」的師生,對於接下來進行的院系調整,即便是涉及人事變動這樣的敏感問題,大都也能表示服從組織。

例如,「三反運動」中表現良好的數學系主任劉景芳曾在院系調整中表示,對於組織安排某位教師當教學系主任,「從工作能力上講我不服,但若政府從全面考慮覺得他做合適,我也沒意見。」

在教學調整中,最大的特點是全盤照搬蘇聯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構制、沿用蘇聯教學大綱。1948級教育系學生、輔仁大學校友會常務副會長王振稼回憶,當時「教育部有(蘇聯)顧問,學校有(蘇聯)顧問組,還有一個頭,校長要聽這個頭的。」

蘇聯人的權威體現在學校各個角落,王振稼回憶道,那時「建幼兒園,不是木質地板的,蘇聯專家說不行,拆了它,要建木質地板的,有一點不聽他的,簡報一上去,這就不得了」。

一些專業也在這次調整中被腰斬。例如以英語為主的西語學系,高年級學生並入北京大學,留下來的低年級的學生全部改學俄文。一些同學對此有所不滿,認為「早知道還不如學俄語」,但幾乎沒有人質疑「全盤照搬」,「那個時候就覺得蘇聯是老大哥,中蘇簽訂了條約,關係密切。」王振稼說。

這樣,到了1952年9月,除經濟、哲學等系外,輔仁大學已全部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曾經顯赫一時的輔仁大學自此在大陸消失。

而在海峽的另一邊,1960年,天主教廷在臺灣實現輔仁大學復校,迄今已經半個世紀。

来源:——原載:《中國週刊》 --轉載請註明出處,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本文短網址: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68美元/年),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