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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鄧小平說兩個字 胡耀邦被下馬(圖)

 2018-03-06 00: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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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提出……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二字,潛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
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提出……胡耀邦說……就是這二字,潛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網絡圖片)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下臺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鄧小平退休。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個「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們的眾矢之的。這大概是陳丕顯在天津大講鄧小平是我黨領袖的原因。老人們不讓鄧小平退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在他們心目中有地位,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胡耀邦下臺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及一些老人對胡耀邦完全喪失了信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氾濫。鄧小平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第一次是1981年批評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對思想戰線的批評材料不是來自胡耀邦,而是來自胡喬木和鄧力群。鄧一問,他們反映的確有其事。中間鄧讓胡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耀邦,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第一次是讓胡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不了了之。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耀邦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胡耀邦講話造成的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發泄了很多怨氣。作協選舉,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積極份子全部落選。一些黨內元老對此很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胡耀邦和胡啟立主持的。胡耀邦也就成了元老們不滿的對像。

1985年,鄧小平讓喬石給胡耀邦的傳話中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1985年在北戴河,在胡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趙紫陽對胡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胡同意了,但後來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趙紫陽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胡沒有回答趙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訪問,談話兩小時,並作錄音。在陸鏗的提問下,胡耀邦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寫了長達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在這篇訪問記中,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這篇訪問記傳到中央高層,引起了軒然大波。

1986年,楊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問趙紫陽:「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從這時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實,由於老人們認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換下來。1986年春天,胡耀邦到趙紫陽家說,鄧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胡耀邦干。胡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鄧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胡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胡耀邦還對趙紫陽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趙說:「我雖比你小几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槓槓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臺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胡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趙說:「能否十三大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胡說:「這個意見好。」

趙紫陽認為,事實上,鄧小平找耀邦談話,讓耀邦接中顧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換下來,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鄧是以年輕化的名義和他談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為年輕化,沒有理解鄧這次談話更深的含義。1987年1月耀邦下臺,這是必然的,由於陸鏗談話和學潮,老人們的決定提前了,形式也變了,由平穩過渡變為強迫他辭職。

趙紫陽事後對本書作者說:

小平本來對耀邦很好。鬧成這樣的結局是兩人的政見不一致。主要是對知識份子問題。從清除精神污染沿襲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談話是導火線。「八六」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認為「六四」才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經歷耀邦那麼長的過程。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減少,最後完全不信任。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下臺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鄧小平退休。在一次小會上,鄧小平自己提出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其它人都挽留,唯獨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這個「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們的眾矢之的。這大概是陳丕顯在天津大講鄧小平是我黨領袖的原因。老人們不讓鄧小平退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在他們心目中有地位,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1986年《深圳青年報》發了一篇《歡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層的強烈不滿。1986年12月,新華社社長穆青在國內工作會議上還說過這麼一段話:「這次中央講到,學生鬧事很值得反思。原來沒想到鬧得這麼大。為什麼?新聞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報》登出《歡迎鄧小平退休》的文章,還發了這篇文章的反應消息……」後來,《深圳青年報》被查封了。

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下臺和是否贊成鄧退休沒有關係,他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說:「這不是小平讓耀邦下臺的根本原因。鄧沒有這麼狹隘,他還是偉大的嘛!」

這只是趙紫陽的個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臺與他贊成鄧退休有沒有關係?1986年5月,鄧小平同胡耀邦談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趙紫陽說的那一次,即鄧想通過緩和方式把胡換下來的那一次談話),耀邦說:我已過70,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說:我、陳雲、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耀邦由衷地贊成(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注5,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45頁)。在那次「生活會」上,有人說胡耀邦「要擠小平下臺,有野心」。為此,胡耀邦多次辯解:「關於小平全下,我半下,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談話,當時很贊同。」

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犧牲品。他雖然名義上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實際上他必須聽命於一批老人。這批老人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楊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等。這批老人中最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還有陳雲、李先念。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鄧小平、陳雲看法一致,就定下來了。李先念的發言權僅次於陳雲。其它老人可以和鄧、陳交換意見,溝通信息,他們的意志以影響鄧小平、陳雲的方式來體現。身處第一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只是名義上的,他們是為這些老人辦事的(趙紫陽稱自己這個總書記是「大秘書長」)。如果他們使老人們稱心如意,他們的位子就可以坐穩。如果老人們不喜歡他們,隨時可以換下來。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在改革問題上一個比較開放,一個比較保守,兩人的意見經常不一致,這使第一線的領導人更難了。這兩位老人都下能得罪,使得名義上的領導人處於「一僕二主」的困境。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談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難處境,他說:

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自言自語地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紫陽只聽鄧的,不聽我的。」兩個人難辦,三個人更難辦了。

胡耀邦也說過:「常委會很少開(李銳問:為什麼不開?)。小平說:談不攏,不要開了。我一年去一次陳家。」(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4期,第37頁)可見,胡耀邦當總書記時,和趙紫陽說的情況差不多。

從十二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況。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

外面傳說,十三大時議論萬里當總理,我不贊成,說我寧可讓李鵬當總理也不讓萬里當。這是胡說八道。耀邦下臺後沒有中常委,只有一個由我牽頭的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託「六人小組」,六人小組由薄一波同志牽頭。六人小組直接對小平負責。我這一層也在六人小組議論之列。常委名單中,除了後來定的五個人外,還有萬里和田紀雲。這兩個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組」在徵求老同志意見時,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姚依林說:「萬里如果進常委,國家一旦有事,他就會帶頭起鬨。」陳雲也反對萬里進常委。「六人小組」向鄧匯報了這個意見,鄧才同意萬里不進常委。剩下田紀雲。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紀雲有什麼什麼問題。鄧小平說:「萬里不進常委了,又說田紀雲有什麼問題,這不一定是事實,但時間很緊了,田紀雲也下來吧!」這就定了五個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這一段情況有些我是從鄧那裡聽到的,有些是從薄一波那裡聽到的。傳說萬里當總理,實際上從來沒有這個說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下一屆總理必須比我年輕。萬不能進常委後,鄧曾和我交換過意見,讓萬里當人大委員長。鄧把這個想法告訴薄一波。「六人小組」也不贊成。這時鄧就找萬里談話,批評他:「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挨門挨戶去訪問,作自我批評。萬里到我家來過一次,他說還去過宋任窮家。

人事安排鄧委託「六人小組」搞,不是鄧一個人定的。「六人小組」還要向陳雲匯報。

趙紫陽還說:

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裡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

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臺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臺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瞭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臺我起了作用。

趙紫陽說,老人政治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國家。這個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開國元勛」。建國以後,「開國元勛」就轉化為「鎮國公」、「護國公」,就會有「元老院」。「元老院」裡的「鎮國公」、「護國公」們,真正掌握著國家實際權力。他們中的多數人只會打仗,不會建設,所以還是「馬上治天下」,即靠鎮壓手段維持穩定。只要這些「鎮國公」、「護國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狀況就不能改變,「革命黨」也就不可能轉變為「建設黨」。老人政治使得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分離,潛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危機一旦爆發,在第一線工作的名義領導人就是犧牲品。胡耀邦犧牲了,下一個該是趙紫陽了。


来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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