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分邪惡 紅牆第一翻譯看毛澤東(圖)

冀朝鑄有「紅牆第一翻譯」之稱，他對毛澤東有近身的觀察。（網絡圖片）

譯按：冀朝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長期翻譯，有「紅牆第一翻譯」之稱。他對毛澤東有近身的觀察。

我的下放在一個秋天清涼的早上突然結束了。當時，我坐在一輛馬車的稻草堆上，正搖搖擺擺地向著農地出發。公社的大隊長，一個中年漢子，從後面趕上來，氣急敗壞地說：「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報到。有車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換服以及一張和向同（譯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進了車。汽車絕塵而去，只見兩旁是彎下身作活的農民。我沒有向司機詢問原因，司機也沒有說話。這是有其道理的。我們的規律非常嚴格，因為我的動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總理的行蹤。我從不對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極少。她知得愈少，麻煩也愈少。

我只能推測，我突然被傳召，和當天的慶典有關，因為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國十週年，有大型慶祝活動進行。不管怎樣，我不能像剛從稻草堆上爬下來的樣子出現在工作的地方。

汽車高速駛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飛奔入我的簡陋的房屋，脫下我的田地衣裳，換上較為整齊的衣服鞋襪。向同不在家裡。我倒出熱水瓶的水，清潔手和面，以及擦去臉上的泥屑。我梳理好頭髮，並再三檢查我沒有連衣架都穿在外衣裡，而左右鞋子都屬同一對。（譯按：冀以前曾擺過這樣的烏龍。）

車子風馳電掣的駛過市區。它拐了一個彎以避開麇集在鬧市道路準備遊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簡單的指示，不久便發覺自己身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遙望毛澤東所在的地方，俯視著天安門廣場。廣場現在是沸騰著上百萬的人群，數以萬計的紅旗在招展著。大批軍隊正在隊列而過，連同各種各樣的兵器和輜重。群眾的呼叫聲震耳欲聾。

在城樓上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著名人物：蘇聯的赫魯曉夫、北韓的金日成，以及華沙公約國的代表。中國的領導人和眾多賓客在天安門塔樓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換客套話語。

天安門是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那時我在哈佛。當我讀到他的講詞時。我兩眼充滿喜悅的淚光。毛說我們站起來了，我們的國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現在，穿著灰藍色中山裝的毛澤東真人，卻出現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欄杆後面，向著看不盡像海洋一樣的人群安祥地揮手。在城樓上還有周恩來總理、外交部長陳毅、毛的繼承人國家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以及許多早期參加鬥爭而現在是國家領導人的老革命。

這些都是現代中國的創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裏忐忑。但是，我不容許自己被緊張克服。是工作的時候了，或正如毛澤東所說，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到了。

我的任務是，和幾個同僚一起，協助我們的領導人和說英語的嘉賓交談。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誤會或惹出亂子。我在這裡的工作是做翻譯，不是呆頭呆腦的看客。於是我和往常一樣，把自己變成一個說洋話的娃娃。我站在中國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賓客之間。這是中國的傳統，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總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這樣，我成為站在毛澤東右面的人。我較毛略高－－就中國的標準來說，毛是個高大健壯的人。我有意識地垂下頭，以免過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誰在說話，而所說的是什麼，現在我都忘記了，大概是無關痛痒的閑話。但當我靠近毛的右耳複述客人的第一句說話時，毛猛地向旁閃開，陰陰地向我瞟了一眼，說：「你聲音太大了！」

為了翻譯得清楚，我開始的時候確是音量較大。我吸了一口氣，把聲音降低，僥倖再沒有亂子發生。在這一次，以及以後十多年無數次為毛的翻譯中，毛都只是當我是一副說話的機器。不能說他是無情的人，只是他對我的存在視而不見，和周恩來的當我是一個人，完全不同。

「優雅」，是許多人對毛澤東的形容詞。他煙不離手，但卻不是瘋狂抽煙的人。他動作緩慢，從容自得，有帝王之狀。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領導人，試圖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經常半瞇著，好像靜靜地想著遙遠的事情。他前額非常寬闊，表現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膚，對於一個快將七十歲的老人來說，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頷的那顆著名的痣。正如一個外國作家的描寫那樣：「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構造。凡人的情感不能進入他的心中。」毛澤東真是一塊魔鬼的材料，像許多共產黨人那樣，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十二分的邪惡充滿了他們的全部生命。

（譯自：冀朝鑄《在毛之右的人》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