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圖)

上海（圖片來源：Getty Image）

【看中國2017年11月8日訊】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不論對於內部生存者還是外部觀察者，中國都是一個神秘之國，對這個社會提出切中肯綮的論斷難上加難，敢於預言其未來和前途者往往鎩羽而歸。但是，論說中國又是一件具有極大誘惑力的事，各種人物都願意對此一試，於是，我們讀到在五四時期訪問中國的西方哲人羅素的《中國問題》，中國政壇一代豪雄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也讀到文化大革命中無畏青年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進入21世紀之後不久，世界的目光越來越聚集於中國。一方面，中國迅速成為經濟體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艷慕與仰視，另一方面，它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以及對人類政治文明準則公然的敵視與否定，令人不安與驚愕。對中國的描述和評價出現兩極化的趨勢：「太平盛世」的讚譽和「即將崩潰」的預言各不相讓。

何清漣、程曉農合著的《中國：潰而不崩》對中國這個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會，對這個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體檢和準確的診斷，對中國的未來做了理性而審慎的預言。作者的立場與「太平盛世」論截然對立，但對於「即將崩潰」的預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在虛假的繁榮背後，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機，而暫時閃光的GDP數據，是以犧牲社會公正與平等、損害生態環境安全、透支未來的發展與福利換來的。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危機早已出現。由於問題產生於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機的辦法，將來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良方。

作者進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謂「中國模式」，其本質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把共產黨的權力壟斷和市場的運作結合在一起，為所欲為、所向披靡、「創造奇蹟」；同時讓當權者無所顧忌、無所限制地化公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國模式」的一時喧囂、現政權的表面強大，以及目前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統治權就本質和長遠性而言沒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於這個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說法，和許多西方學者使用的概念「市場列寧主義」是一致的。

我估計，本書鮮明的觀點、犀利的剖析，不會讓所有的讀者輕易地接受。許多關心中國問題、觀察中國現實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總是與中國的現實有距離和隔膜，或者由於生存條件與利益關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點：其實，早在20年前，作者已經在其引起轟動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中，對中國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診斷。在那本書中，作者對於借改革、開放名義進行的猖獗的尋租活動、瘋狂的「圈地運動」、駭人聽聞的資本原始積累作了大膽的揭露，對於中國的下一步發展作出了不容樂觀的預言和警告。20年的事實證明，作者的不祥預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態的惡化發展與作者敲響的警鐘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相信，本書對於中國問題診斷的準確性，用不到20年，不但會得到證實，而且會得到更加廣泛的肯認。

面對同一個中國，不同的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和結論？其實，社會生活是如此紛繁複雜，對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度、同一個運動，人們能找到一百個理由譴責，也能夠找到一百個理由讚揚，遑論對於處在社會大轉型階段的中國。對一個時代和社會做出正確判斷，既需要知識，也需要良知和見識。劇變中的中國呈現出多個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鱗次櫛比的高樓，也有被毆打抓捕的訪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奧運會金牌，也有成千上萬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結石寶寶。中國漫長的歷史、眾多的人口、低下的國民素質，都可以成為為缺點、錯誤甚至罪惡辯解的口實。那些帶著度假、消遣、獵奇心態到中國來採訪和寫作的人，完全有理由驚嘆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過東京和巴黎，那些滿足於官方統計數據的國際組織的官員，拿出「中國第一」的報告似乎是有根有據的。

如何論斷中國、診斷中國？如何面對中國社會矛盾的現實，如何鑒別莫衷一是的意見？如果現實本身不能自動提供答案，那麼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尋求啟示。

蘇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義吸引人們的讚譽，其粗暴、混亂和不人道長期得到原諒，像羅素、胡適這樣的大思想家和學問家都對布爾什維克的蘇俄一度神往，但最後，他們基於大鎮壓和大審判的事實作出了經得住歷史檢驗的結論。

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以紀律和效率，勞工福利和社會淨化（相當於今日中國的「掃黃打非」），其震撼力超過北京奧運的柏林奧運令世界矚目，但最後證明為正確的是卡爾．雅思貝爾斯、漢娜．阿倫特這樣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謳歌法西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著名學者。

只有進入歷史，才能對人類迄今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導性原則方面達成的共識具有信心。現在的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很相似，那時西方對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勢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亂陣腳和稱讚法西斯的短視言論不絕於耳，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習西方的勢頭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中國模式似乎是另一種文明的替代方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潰而不崩》既是一份診斷，也是一副清醒劑。本書作者兼具經濟學家的實證態度和歷史學家的長遠眼光，在蘇聯東歐的轉型參照之下對中國現實進行深透分析。讀完此書後人們會產生一種感覺：只要有直面現實的勇氣，認識中國並不是太難。應該說，目前對中國形勢和世界大勢的認識，對中國知識界的見識固然是一種考驗，但它的難度和挑戰性，並不如梁任公一輩面臨歐洲凋敗之局遭遇的考驗那麼嚴峻。

人們會問，喪失道義、百弊叢生的現實，難道不是蘊含著否定自己的契機嗎？苦難深重的中國人，不是相信「壓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嗎？對於這個問題，本書作者表現出了理性的、審慎的現實主義態度，沒有單純為義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雖然當前的問題和危機是難以化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現政權會立即，或在短時間內崩潰，中國社會的病理狀況是衰朽和潰傷，隨著時間愈發加深的衰朽和潰傷。中共現政權可以憑藉對社會不計成本的控制，對民間力量變本加厲、毫無節制的打壓，以及巨大的慣性在可見的將來存活。

作者持之以恆地以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為研究對象，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中間剛好經歷了20年。這20年，見證了作者思想和認識的深化——從呼籲以深化改革的辦法來化解困局到對於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診斷；這20年，也見證了中國老百姓和知識份子態度和情緒的轉變——從抱有最後一點希望到完全絕望。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改革」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是中國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維繫信心的一面旗幟，人們把落後的、醜惡的現象歸結為某種改革尚未進行或者進行得不徹底，歸結為保守派的阻擾和反對，人們以為推動和捍衛改革必然帶來進步，就是在維護廣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改革不過是為當權者提供了把權力兌換為經濟利益的良機，改革成了這些人瓜分國有資產的遊戲和盛宴。從《中國的陷阱》出版到《中國：潰而不崩》發行的20年，就是人們越來越不願意談論改革，「改革」這個詞彙的正面意義喪失殆盡的過程。

是改革在行進的中途變了味並且越來越變味，還是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採用的權宜之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說，即使在中共開明的領導人那裡，改革的「救黨」功能與「救國」功能也是沒有釐清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黨的地位和黨的利益當然是第一位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自動地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開放搞了40年，中國被搞成了一個不加掩飾的以血緣為經度，以親朋為緯度，國家的所有資源均為黨產的紅色帝國。這不是改革方針政策的變質變味，而是改革邏輯的必然展開，改革本性的順理成章的顯現。

粗鄙的共產黨人不去理會這件事的諷刺意味：他們當初打出大旗，上面寫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經過無數的失敗與災難，他們的生存策略變為「依靠資本主義挽救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40年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幹得還不錯，內部是一個核心、高度統一、很少雜音，在外部也有點財大氣粗、頤指氣使的模樣，時不時還上演一出萬國來朝的好戲。

但是，正如本書所揭露和剖析的，這個外表強大光鮮的紅色帝國其實已患沉痾，赤裸裸的斂財和鎮壓所付出的代價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共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蹟：它的政權居然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存活下來，並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雖然可能活得超出人們的預料和忍耐，但它絕不會長久存在，人類歷史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奇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